帕布莉卡学校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错位之思——
观《三傻大闹宝莱坞》有感
《三傻大闹宝莱坞》虽然上映于2011年，但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教育电影。在初高中阶段，它陪伴着我度过了最艰难的升学岁月。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兰彻那句“追求卓越，成功自然会找上你”。这句话曾一度成为我的精神支柱。而当我进入大学后，我认为除了精神鼓舞之外，这部电影还有许多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关注与探讨。
在摆脱了初高中那种单一的、唯分数论的高压环境后，这部电影对我个人学业上的激励作用已经不那么明显了，甚至我偶尔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电影中三傻的成功与“消音器”的失败更大程度上的是一场理想主义的美梦，这种通过反抗现有的教育体制而获得极度圆满的结局在现实中出现的概率是很小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影呈现出的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高自杀率、人才流失、填鸭式的教育方法、教育体制的扭曲以及年轻人面临的就业危机等问题是当代教育与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而这些问题都与教育教学中存在着的工具理性的“异化”现象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我看来，《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最重要的教育启示就是，现在的学校教育中广泛存在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错位的现象，它给受教育者与施教者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加强价值理性的教育。
在《三傻大闹宝莱坞》中有这样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细思极恐的现象：所有孩童自出生之日起，命运就被安排好了——男孩做一个工程师，女孩则要成为医生。这是两个被社会认可、体面且收入较高的职业。对于拉贾和法罕这样的家庭来说，它可以脱贫致富；对于真正的兰彻来说，工程名校的毕业证书足以巩固阶级和聚集财富；即使是“病毒”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态度强硬地要求自己的儿女从事这两种前途无量的职业，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甚至给孙辈做好了职业规划。这种主要甚至是完全以现世利益作为衡量人的幸福、快乐与成功标准的做法，使帝国理工大学的学生成为复制出的 “职业人”，而校长和教授则变成了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忽略学生身心健康的压榨者。在这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之下，学校教育过于强调对知识的认知，而忽视了人的各种需要与整体人格的成长，忽略了人丰富多样的生命内涵。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印度教育体制的问题，离我们还很遥远，但事实却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个国家特有的，它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着很多活生生的案例。就像教育纪录片《出路》所呈现的残酷现实那样，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读书的目的是脱贫。并且这个“贫”，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物质层面的。这是多方因素影响之下的结果：家长从小向孩子灌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理论、基础教育阶段的唯分数论、大学校园里充斥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社会舆论推崇的精英主义思想等，都会对工具理性在教育教学中的盛行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电影中，法罕一度放弃自己热爱的摄影行业，因为工程师这一职业对他而言，不仅代表着未来优渥的生活，更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在法罕终于听从自己的内心，勇敢地向父亲提出专事摄影师这一行业时，父亲拒绝他的理由是，“等几年之后，你的同辈们都买房买车了，你就会后悔了。”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之下，学生们并不知道，或者是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真正所爱。激励他们努力的动力都是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受教育者更多情况下是被家长或者社会的浪潮裹挟着而做出人生选择的。于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出现了，受教育者拥有了高超的专业技能，却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
毫无疑问，教育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教育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在教授学生基本知识的同时，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表面上看，受过教育的个体是一个有见解、能行动的主体，然而真正的主体却是始终支配着人的观念意识形态。现代社会充斥着工具理性思维的教育理念不仅难以培育公民的价值观，也无法塑造创造性人才所需要的批判思维和独立人格。近年来，有关精英阶层作恶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我们很难说这与工具理性主义的教育模式毫无瓜葛。
那么，面对这一严峻现实，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改进呢？在此，我想提出一些自己浅薄的看法。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家庭与学校教育的重点放在价值理性的回归之上，以避免产生更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我们仅仅将教育功能禁锢在眼前的实际问题中，就会丧失教育应有的完善个体生命的本体功能。虽然教育的一大功能正是为社会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但受教育者精神世界的发展同样重要。正如伊丽莎白·劳伦斯在《现代教育的起源与发展》中所说的那样，“（教育）不能只是知识的传递，要深入孩子生命的发展并教给人们怎样生活”。掌握技能只是教育暂时的目的，教育产生的精神引领作用与生活方式的变革才会让受教育者受益终身。
促成这一转变，需要家庭与学校双方的努力。对于家庭来说，要尽量在幼年时期给孩子创造一个非功利性的、宽松的学习氛围，关心孩子的内心世界与真实想法，让孩子明确教育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自身崇高的精神追求、塑造自身的德行与习惯和提升人的自身价值，而不仅是追求现世的财富与利益。同时，学校在这方面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努力。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施教者会在不自觉中把成年人理解并熟知的“理性”强加到未成年人身上，积极鼓动甚至强制要求学生追求考试成绩、追求升学率的高低，在无意识中扭曲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教育的理解。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指出，“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究其根源，在于我们的“人才”观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不能帮助学生认识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准则，以及人格的底线在何处。因为学校教育是构建在德行基础之上的，所以更要注重教育的“内涵”，即在质量和效率中保持一定的尺度，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重铸一种平衡。
其次，我们应该警惕教育者的异化。工具理性在教育领域中影响的 ,不仅是学生，还有教育者。以《三傻大闹宝莱坞》中的校长——“病毒”为例，他虽然是工程学方面的专家，可是崇尚激烈竞争、追求最大物化效益、没有人情味。在面对乔伊的毕业作业时，因为觉得作品“无用”而拒绝对其进行指导；在知道乔伊的父亲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打电话讽刺与批评乔伊，最终导致乔伊在无法毕业的绝望中自杀。为师如此，为父更甚。他强迫自己的儿子弃文从理，不断地逼迫他考入工程名校，最终导致自己的儿子跳下火车自杀。更令人不解的是，“病毒”在得知儿子的死讯后依旧正常上班工作，把这一切都归之于乔伊与儿子的懦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这些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教育者习惯于绝对的理性思维，在放弃对受教育者进行人生价值引导的同时 ,也放弃了人性中最重要的善与美和自身的道德操守。还有现在频频发生的高校教师学术造假、刻意压榨学生等现象的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施教者被工具理性支配，将学术成果、职称、科研和学生都看成是自己晋升的资源，而失去了对教育的敬畏之心和精神追求。所以，不管是现在的施教者，还是我们这些未来的教师，都要时刻提醒自己，不仅要避免在教育教学中向学生灌输过多的工具理性思维，也要在最大程度上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这样才能为学生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对于教育教学中技术的运用要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毫无疑问，技术对于教育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若是教育过分地依赖 “技术支持”、把“技术进步”放在第一位，却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久前，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3年来，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有7.2万名学生受益于这种新兴的直播教学，本科升学率大大上升。有人认为，这种新技术的普及会给农村教育带来新的生机，进而缩小城乡差异，最终实现教育公平。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相关报道指出，近五年来，全国农村在校生和专职教师人数都在锐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各省市中，城镇中流动儿童占儿童总数的比例均较高，最少的也达到了五分之一，而流动儿童的辍学率则高达五成。很多农村学子面对稀缺的教育资源、被迫面对的社会适应和文化融合、缺少父母陪伴的心理问题等别无选择，只能早早离开学校，踏上父辈的老路。城乡教育的沟壑不是一块屏幕就可以弥补的，更不能如某些乐观至极的人所言，一块屏幕就可以实现教育公平。我们所应该关注的，不是直播教学技术的先进性，而是隐藏在这块屏幕之后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只能面对一块屏幕上学？是不是有了直播教学，农村教育的问题就可以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除了备受关注的农村教育之外，城市教育也面临着一个急迫的问题。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解放了年轻父母的双手，却使孩童面临着网络不良信息泛滥、身心发展不健全和视力下降等威胁。这些问题都表明，科技的发展不能解决教育中的一切问题，它在教育中永远只能起辅助而不是主导作用。教育的主体应该是人，教育的最主要方式也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传承。如何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处理好技术与人性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文案：杨扬
排版：王殷/黄丽媛
责编：王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