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反抗与出路——浅谈卡夫卡作品所反映的现代人生活困境
在卡夫卡一系列文学作品中，社会批判性和强烈的主观性是鲜明存在的。再现客观现实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转而更注重要表现人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有很多的隐喻内容，这些起到了增添艺术美的作用，通过“自我”、“肉在”的形式阐述，作品通常使用抽象的象征性手法，以达到表现具有深刻哲理性问题的目的。卡夫卡作品反映的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在孤独和荒谬中寻找出路，这是救赎，是人的希望之所在，关怀当下，颇有价值。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几乎都是表现“现代人的困惑”的，即表现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和不可理解，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的陌生、孤独及痛苦的情绪。[①]蒙田说过，“傲慢有两种原因：对自己评价过高，对别人评价过低。”对卡夫卡做总体评价起码应该先对其作品做些探讨，才不至于过于偏颇。先谈《城堡》，此书着重描绘了人间世态炎凉、揭示了人民苦难深重的状况以及众机构庞杂无度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等级森严和官僚腐化荒淫的社会，批判了专制统治，“城堡”作为一种象征，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它阴森森地窥视着广大黎民百姓，给人们构成致命的威胁。我们可以统称这一切为“卡夫卡式”的形象塑造，卡夫卡作品里从来不缺多种含义的隐喻，这往往也是精彩而为人称道的。
一、反抗：个体的真实
“孤独”、“荒谬”、“反抗”对卡夫卡作品来说，应该是堪比巨人的心脏的存在，这些特性有所区别又互有联系。卡夫卡自己有言:“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②]从卡夫卡这句话看来，人的生活困境始终存在，他认为人的前途不可知，寻找出路变成了生存的理由与目标，那么寻找路的过程即反抗本身，不妨看做对证明个体真实的一种实践。
静言思之，以反抗为核心，去看很多个人的生活，那种生活困境、孤独和迷惘令人感同身受。
譬如在反抗中永不停歇，演绎《当幸福来敲门》的克里斯，在那个时代，不妨明白一点：有多少个美国人，就有多少个美国梦。“幸福”一词，被杰弗逊在美国《独立宣言》上提及了十三次。或许正如马丁·路德高喊“我有一个梦想”，杰弗逊这位伟大的美国元勋相信这是上帝在指引他完成梦想，梦想照进现实之下，他选择拿起武器，选择保卫美国独立，选择不再高唱《天佑女王》。
然而，现实往往残酷，生活慢慢成了一袭爬满虱子的袍。两百年过去了，杰弗逊成了美元上的头像，美元流通着，商品自然流通着，幸福却是无法流通的。看到最后，终究还是催人落下泪来，虽然励志的目的、心灵鸡汤的气味暴露的甚至突兀，黑人的身份、婚姻的抛弃、学历的粗浅，主人公的遭遇足以映衬出一些残酷冷峻的现实，困境永存，与那荒谬生活的对立造成了自我的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寻找出路。
说到底，看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泪，而在失落中苦苦使劲的人更能触动同样失落的情绪。主人公克里斯面对人生中惨白的部分，为了生存，撕扯分裂而使生存展现出一番奇特的天地——为节省时间，上班时候不喝水，以免上厕所；以疯狂的速度给客户打电话，打完一个甚至都不放下听筒；即使在没有薪水的实习期，他忍受着一次又一次被拒绝的失望，带着微笑在公司和客户之间穿梭。
面对苦难与不幸，作为一个父亲，其心酸怎会不被感知？与孩子“穿越”到古代“山洞”，孩子天真能够信以为真。而事实上，这里，不过是一间公厕，这里，他落泪了。片中大抵只描绘了他的两次落泪，还有一次，是当被告知被投资公司录用时，这里，他落泪了。他的反抗征途，最使人喜欢也最有触动的一幕场景便是——茫茫人海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克里斯为自己鼓掌，一声一声地，厚重、妥帖、安稳，这是努力所得、面对生活依旧热情，他仍是个灿灿发光的英雄。
不用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反抗之后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
二、出路：一种可能
相比较于承认人本质上是悲剧的，做一个“积极的隐士”，是指示了我们“一种可能”的出路，卡夫卡作品反映的现代人的生活困境，在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的生活方式也许可以借鉴，或许能在寻找出路中达到自我救赎，这是人的希望之所在。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自己耕作自在生活，形式上到底暗合了我们中国传统文人耕读的隐士风格，考虑到这一共通点，这本在1854年出世时寂寞的书后来在中国能够大受欢迎自有道理。
可是，梭罗这种自耕自读，在我看来，和传统的隐士风格实际上并不相同。传统儒家隐士怀了“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心思。梭罗不同，他在湖边的那两年的生活，是非常积极地在体验感受生活，承认这样的寻出路，到了彼时，已得了真我，何惧前程呢。小木屋要亲手搭建、豆子要躬亲而种、野生动植物要细心观察，鱼儿鸟儿要交流畅谈，这些，无不在探求生命的意义。梭罗先生和大自然是可以对话的，“满怀热情地生活”，在他那儿，不是一句空话，一碗心灵鸡汤。
生活里若只是匆匆，会让我们习惯于浮在生活的表面。粗糙、机械、繁忙、躜程、滞止，固然都是生活的冷漠之处，烦扰匆匆，感叹人与人之间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人的迷惘，只是反抗那夜晚高科技霓虹灯所散发出来的迷幻虚无吗？现代生活的变化其实不可以成为借口。
说回这《瓦尔登湖》，一八五四年出世，那时它不仅没有引起大众的注意，甚至引来冷落讥评；即使在它成为一部世界名著、获得无数头衔，它也仍然是寂寞的，若身处热闹，或是心向热闹，也是读不来这书的。这种生活中的自我寻找出路，是一种通达明澈的可能，处于世俗而不囚于世俗。
在很多人穷尽一生的放逐、反抗和寻找出路中，自我撕扯未曾削减锐气，又哪能磨灭寻找途中的勇气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世间能真正反抗并寻出出路的只占少数，我们大抵平凡，用“反抗与出路”五字来描摹现代人普遍生活困境或许尚可，于我们自身，还是恰到好处也就够了。看那当真为“寻”一字费尽心力的，也未必得了好结果——至少在众多现代人眼中如此。
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奋斗的目标，在反抗和出路之间我们去解开迷惘，使自己虽心灵饱受困扰，但能在巨大的思考空间里得到生存，“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③]，如此诚然。
[①] 姜守明，洪霞：《西方文化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②] 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文案：胡敏
排版：王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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