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文章《邹忌讽齐王纳谏》。当时邹忌是齐国总理，通过跟城北徐公比美的事情，巧妙地说服了齐威王广开言路，获取真实的信息。
除了这篇课文，邹忌在管理上也贡献了一个文化遗产。管理者要讲排场，坚持必要的奢侈。他认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美德，只是农民的美德，总理对国家贡献最大，应该享受最高级别的财富和荣耀。
我之前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的管理者，喜欢穿金带银，购买奢侈包，甚至去整形？简单地认为，这是土豪才做的事情。我也固执地认为，优秀的管理是不需要装饰的。所以我从来不带表，很少买奢侈品，也不是非得穿名贵的衣服。
现在我理解了。邹忌认为，管理者讲排场其实是为了降低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他的前辈，名相管仲说过三句经典名言，非常能代表这个观点。
贱不能临贵。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身份卑贱的认没法管理身份高贵的人。这点我深有体会，在北京做管理的时候，只要你底下有北京人，你就发现你的管理难度很大。到不是说外地人卑贱，北京人高贵。这里的贱更多指的是心理劣势，这里的贵指的是心理优势。北京人天然底气十足，有强烈的优越感。心理劣势的人是很难管理心理优越的人。
后来我总结了一个经验教训，不招聘北京人。管仲刚开始管理齐国的时候，这个问题更明显，于是齐桓公授予管仲总理的职业。
贫不能使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贫穷的人很难使唤有钱人。管仲认为自己虽然贵为国家总理，但属于破格提拔，就职时间太短，还没有攒下什么钱，人一穷就没有派头，支使不动那些富人。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如果员工家境很好，开着法拉利上班。还经常把车停在领导的二手车旁边。就算领导能克服心理障碍，摆一摆领导架子，但是这样的员工怎么能管理好呢？
在我身上就有过类似这样的经验教训。很多员工，得知我在租房，而他们住在自己家的豪华大平房。在我面前腰杆硬了，口气硬了，抬杠的次数也增加了。
基于这个原因，齐桓公马上拨款，把财政全年税收赐给管仲
疏不能制亲。外人不能管理亲人。为什么很多企业要坚决不允许企业招牌创始人的亲戚？因为职业经理人根本管不了。亲戚越多，管理难度越高，管理成本越高，非常影响企业的效率。为了方便管仲管理皇亲国戚？齐桓公拜管仲为仲父。
不得不佩服管仲，他说出了职业经理人的心声，相隔千年，也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在这方面，我是吃过很多亏，受过很多委曲。为了顾全大局，经常自我牺牲。本质原因就是疏不能制亲。
当管仲有权、有钱、还是国君的二爸之后，从此终于可以在齐国说一不二，大展拳脚，带领齐国走向繁荣富强，帮助齐桓公成为天下霸主。
管仲作为邹忌的前辈，在管理上坚持必要的排场，必要的奢侈。邹忌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既然珠玉在前，那我就有样学样，坚持齐国的优良传统。
在管理上，齐国的俩代名相都认为奢侈和排场不仅仅是应得的，而且是必须的。背后有什么心理学依据呢？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拜高踩低、嫌贫爱富、欺软怕硬都是天性。你没有钱，你就会被嫌弃，你地位不高，就容易被人踩在脚下，你性格绵软就会被欺负。这点即便是宣扬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佛教，也要靠高大的庙宇和金光闪闪的佛像来唤起人们的敬畏感。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在人类发展历史上面，是进化出来的心理记忆，成为人类的天性。管理者利用了这一点，通过奢侈的排场震慑统领群臣。
有没有反天性的逆向操作呢？晏子就是反向操作的高手，这是另外一种管理模式。
与管仲高调奢侈的作风相比，晏子是勤俭节约，举止低调的风格。从群众的视角出发，晏子的形象显然更高大，更符合我们对总理的期待，民众自始自终地认为做官就应该做清官，不能做一个讲排场，讲奢侈的贪官。
既然晏子更符合总理的形象，那是不是，晏子治下的齐国一定更繁荣，更富强呢？不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管仲时代的齐国狂飙突进，雄霸天下。而晏子时代的齐国即便没有沦落到苟延残喘的程度，至少也是危机四伏，姜姓齐国已经离亡国不远了。
虽然道德上，晏子更符合我们对清官的想象，但是，回到治国方面，毕竟看的是硬实力，你有没有实力统领群臣，集中力量，整合资源做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实力，即便你很勤俭，很低调，对于国家来说也不是合格的总理。
道德模仿的晏子输给了讲排场讲奢侈的管仲、邹忌，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管理？思考清楚，为什么要讲排场？为什么要坚持必要的奢侈？
对于管仲和邹忌来说，奢侈的排场不仅仅是自己应得的，更是管理不可或缺的方式。这种方式顺应了人性，自然可以，降低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