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吴军在《浪潮之巅》详细阐述了硅谷为什么是世界的创新高地？不是因为旧金山温暖宜人的气候，也不是因为旁边有斯坦福大学。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个，旧金山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孕育了工程师文化，淘汰了官本位文化，对于一线员工的创造力给与了最大限度的支持。
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成为仅次于硅谷的创新中心？核心原因同样是因为多元文化。各个国家的犹太人汇集在一起，发展出了多元文化的基因。
多元文化对于创新有巨大的支持功能，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弊端。起码商鞅是这么认为的，商鞅不仅认为有弊端，还觉得弊端不小。
这个弊端就是效率低下。
在商鞅那个时代，儒家思想没有成为主流的原因，同样是因为效率低下。儒家出发点是宗法制度，大家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尊卑有序，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所以，儒家的管理手段非常强调领导人以身作则，渴望出现一个道德高尚的明君。通过德行影响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提升之后，再去感召他们身边的人。
简单来说，儒家认为道德可以像新冠肺炎一样，飞速传播，总有一天，全天下的人都会被感染到。
对于时不我待的法家来说，他们接受不了任何效率低下，慢性子的做法。儒家这种使用道德感召力来治理天下的方式，跟法家势必水火不容。
我们看看法家对于司法制度的建设，你就明白，法家为什么一定要禁止多元化，统一价值观？
法家虽然搞了很多制度建设，搭建了很多规则。但是，法家敏锐地主意到，打官司是一件太耗时耗力的事情，成本超高，非常不划算。
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描绘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法律诉讼。这场官司耗尽了几代人的青春、健康和金钱。好容易熬到了最后的结果，这个时候官司的标的物，已经被官司消耗殆尽。
如果商鞅跟狄更斯处于同一时代，一定会因为类似的共鸣，而引为知己。这种思路，在现在的民间依然存在。面对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选择私了，就是因为诉讼耗时耗力，最后还未必有结果。
这就是成本意识在起作用，在诉讼阶段，当事人肯定没法工作，精力也搭进去不少，还会打乱自己正常的工作节奏。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打官司，原因就在这里。
既然打官司为影响国家效率，耽误秦国富国强兵的道路。如何让纠纷在民间自己消化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的就是禁止多元化，统一秦国的价值观。
商鞅变法里面，有很多禁止。禁止捕鱼，禁止读书，禁止做隐士，禁止喝酒，禁止娱乐。一切跟耕地和打仗无关的事情，都是不光彩的，只有从事耕地和喜欢打仗，才是光荣的。在这种导向明确的价值观下面，人们很容易判断，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一旦价值观趋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任何人都可以马上判断，谁对谁错，而且所有的人的判断高度趋同。根本不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
之前我有个员工，跟我们价值观极度不同。你说什么，他都有理，他犯了任何错误，都有一堆理由。从现实考虑，这种员工极大地增加了管理的时间成本，极大地拖慢了团队的前行速度。你说他人品不好，他还说你人品不好呢，你说他三观不正，他还说你三观不正呢。根子上还是因为你俩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同，是非就没有标准，没有是非标准，他就不认同你对他的处罚。
一旦价值观一致，很多问题直接就能在民间自动解决，根本不用司法裁决，国家运作效率高。这就是商鞅希望看到的局面。
多元化的优点提高了创新能力，缺点就是影响国家运转效率。在这轮经济大调整下面，高效率发展模式逐步被公平发展模式取代。在经济世界里面，多元化发展，百花齐放会成为经济下半场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