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在讲商鞅之前，有必要了解儒家的管理方式。儒家喜欢标榜自己用仁爱来治理天下。常用的方式就是诉诸感情，诉诸逻辑。什么意思呢？我用感情来管理你的行为，如果感情不能影响你的行为，我就跟你讲道理，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说服你按照我的想法做事。
对于法家来说，这俩种方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效率低下。我从事管理多年，在这个点上，我认可法家观点。讲感情，讲道理的方式很好，很温情，最大的弊端就是效率低下。
我之前有一个员工，有一段时间掉发掉得很厉害，经常感冒发烧，动不动就不舒服。但是他的续班率很高。对于他的管理行为，更多是讲感情，讲道理。到了后面，他连正常的上下班的制度都不能遵守，周一到周五不来上班，周末来校区上课。在中间还发生过俩次矛盾，一次是交待的事情做得很敷衍被我骂了，一次是因为校区调课的事情，肆意妄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适得其反的局面？核心原因在于，过度的诉诸感情，诉诸逻辑。这种管理方式演化到最后，一定是一个员工懒散，效率低下的局面。
类似这样的案例很多，有些员工还是很高的领导岗位，无一例外，最后的结局都是上班懒散，效率低下，执行力一探糊涂。要结果没结果，要节奏没节奏，稍微督促下，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为了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商鞅就一定会惩罚唱赞歌的人。在商鞅变法第十年的时候，舆论开始扭转，很多人开始对变法唱赞歌，认为变法确实非常好。谁都没想到，商鞅表现了冷酷的一面，认为这些唱颂歌的人都是干扰法纪的人。于是，把他们全部放逐到了边境。从此以后，秦国再也没人敢点评法律的好坏了。
这就是商鞅的意图，他要的高效率的执行力，要的是令行禁止。无论是好的法律，还是不好的法律，只要政府颁布了，你就必须遵守，任何人都只有遵纪守法的义务，而没有点评法律的资格。
这里有一个小难题，需要展开来交流一下。商鞅难度不担心，民众造反吗？因为你事先并没有说，不允许唱赞歌。我没有法律，你凭什么放逐我？你不是以法治国吗？
为什么商鞅明白这个道理？他却一意孤行呢，一定要惩罚唱赞歌的人呢。因为他还懂另外一个道理。
如果一个统治者真的做到了说一不二的诚信，国民会丧失对他的畏惧感。因为你的行为可以被准确的预测到，一旦管理者的行为是可确定的，可预测的。这就意味着手下对你的畏惧感会严重淡化。然后你会发现，当大家不再怕你之后，你的管理难度无形种增加了很多。
商鞅的这个行为，相当于给确定的法律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面纱，在规则之上安置一个任意性。是法家哲学的精髓，属于画龙点睛的手法。
看似随意，貌似任性的做法后面，隐藏了法家对于管理学深刻的领悟。怕比爱重要，如果诉诸感情，和诉诸恐惧，非得选择一个。韩非认为，不用犹豫，肯定选诉诸恐惧的方式。
多年的管理经验告诉我，如果你在某个阶段追求工作效率，现实一定会告诉你，诉诸感情的方式确实太慢。如果你持续地适用诉诸感情的方式，关键时刻，那口气你估计顶不上去。我之前有一个员工，经常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背后的道理其实在这里。他对你没有丝毫的畏惧，关键时刻他才敢掉链子，因为他不害怕后果。
有的人开会的时候对你拍桌子，有的员工开会的时候吃早餐，说几句不高兴，竟然敢把早餐直接摔地上，有的员工开会，竟然敢当着员工的面当众冲撞你。
像开会这样的关键时刻，员工出现这样的行为，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就是没有敬畏。正是因为这样，法家才认为怕比爱重要得多。
如何做到呢？单纯的严刑峻法其实效果不大。因为民众会习惯这个温度，甚至把他内化成身体的一部分。法律再严苛，你总是有规则，只要我规避掉，你就拿我没办法。时间长了，民众自然就没有畏惧感。
怎么做才能让民众产生畏惧感呢？方法很减掉，增加不确定性，在规则只是安置一个任意性。为什么不确定性会产生这么大的能量呢？
我们换一个角度，试想如果神真的有求必应，人们的宗教热情会更高，还是更低？很可能会更低，因为一旦有求必应，那么临时抱佛脚就够用了，神佛只用时灵时不灵，才能让人不断烧香、磕头、供奉。
这个现象直到今天依旧存在，凡是科学解释不了现象，都是迷信的重灾区，都会有大量的民众盲从。直到现在生辰八字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大家搞不清楚婚姻的配方，到底什么样的配方才能带来幸福的婚姻。
既然不确定性有这么大的威力，皇帝自然会效仿。于是出现了很多天威难测的皇帝。据说嘉靖皇帝传出来的小纸条，只有严嵩才能明白什么意思，这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好儿子严世番，要不然谁都猜不透自己的心。嘉靖统治明朝多年靠的就是天威难测。
一旦不确定，臣子就会产生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感。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明白，商鞅为什么一定要惩罚给新法唱赞歌的人。
背后是法家哲学的精髓，在规则之上安放一个X。有了X，就有了畏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