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小学的时候，我们学过一篇课文《西门豹治邺》，讲述了西门豹禁止河伯娶媳的恶俗。那个时候，特别佩服西门豹的智慧。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分享一下，我对这个故事更深的思考。
西门豹处于战国初年，礼没有完全崩，乐没有完全坏。他跟李克一样属于典型大法家人物。有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什么是法家的管理风格？西门豹为了识别哪些人老实，哪些人狡猾？谎称自己丢了东西，安排俩拨人去寻找。东西没有丢，你当然找不到。有一拨人如实禀报，没有找到，另外一拨人却把东西带回来了。
为什么司马光不写西门豹？原因就在这里，西门豹是典型的法家人物。
在西门豹之前，周天子还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用敬神祭祖的信仰管理人们。随着礼崩乐坏越来越明显，河伯娶媳从信仰，变成了捞钱的工具。于是，法家代表人物西门豹，撕下了儒家温情脉脉的面纱。对于河伯娶媳，采取了法家的雷霆手段，三下五除二破除了所谓的封建迷信。
在破除迷信的同时，统治者也失去了利用信仰管理人们的这个工具。怎么办呢？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开始成为历史的潮流。
司马光对严刑峻法的管理方式是持反对意见的。他认为管理有三种方式。分别是任德、任察、任刑。我们翻译一下，任德就是以德治国，这个德不是道德的德，而是凝聚力的意思，用孟子的话，就是人和。
这个道理在小社会里，尤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宗法社会里，确实可以成立。随着社会规模的变大，人口流动性变强，这个管理方法一定会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
任察的意思，管理者明察秋毫。对于人和事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古代的胥吏出于各种原因，一方面是上级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承受来自民间的不满。再加上他们文化水平低，很难获得晋升的机会，也得不到任何荣誉。他们算来算去，努力工作不划算，清廉也不划算，最后发现偷奸耍滑最划算。如果管理者没有明察秋毫的能力，地方官很难做好。
但是明察秋毫对于管理者要求很高，无论是精力还是能力都要求极高。属于典型的人治，非常依靠管理者的个人能力。
对于法家来说，以德治国和明察秋毫的方式，都过于迂腐，效率不高，不可取。最可取，也是最高效的做法就是以法治国。也就是任刑，对人们使用严刑峻法的手段。
李克和西门豹开创了严刑峻法的先河。为朱元璋的暴力统治，提供了足够的素材。先说，连罪制度。周朝以礼治天下，在礼崩乐坏之前，连罪制度完全不能想象。礼崩乐坏之后，不怕死的人越来越多，不怕死的人成功的机会也更多。
有什么东西比死更可怕呢？株连亲属。如果这个也不怕，没关系，那就株连全族。一人造反，全族被灭。对于任何一位族人来说，都有足够强烈的动力监督你是否有造反的迹象？李克通过连罪制度，开启了严刑峻法的先河。
这个制度当然很野蛮，但是，这个制度却废除不了。即便是非常开明的宋朝，都没有办法禁止这个制度。因为连罪制度对于预防犯罪实在是太管用了，是统治阶层的利刃。
这把利刃后来又被应用在军队。在礼崩乐坏之前，打仗是贵族的专属，大家一起战死，是为了捍卫属于贵族的荣誉和道德。
礼崩乐坏之后，大量的农民加入了战斗，农民没有所谓的荣誉感和道德感。如何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呢？连罪。当你战友死掉之后，如果你们能取敌方士兵的首级，你才可以免死。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感情，变得非常非常现实。
除了野蛮的连罪制度，李克还发明了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的刑法。射箭比武，决定官司胜负。是不是让人哭笑不得。作为地方官的李克，根本不用明察秋毫，判断谁对谁错。他只需要看射箭的结果，就知道这个官司判谁赢。典型的法家做派。
从任德到任察，最后到任罚。魏国终于探索了一条管理国家的成功之路。这条成功之路，后来被商鞅演绎得出神入化，最终一统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