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学完《归去来兮辞》后与学生的一段谈话：
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古代流行的几句话：“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大家好像对这几句话很感兴趣，并郑重其事地记了下来。这是一个学习的好习惯，但对这几话的内涵大家是不是清楚呢？
我给你们讲到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希望建立一番大的功业，然后退隐江湖。这就是李商隐所说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意思。但很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这样的理想。实现不了的原因很多，就这几句话而言，比如，有的人，他想归隐，但是却舍不得放弃拼搏多年后已到手的富贵权势；有的人，他想归隐，但他放弃不了世俗的热闹纷华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人就具备了一种矛盾心理：按照传统的思想，他们应该归隐，不然，树大招风，富极而衰，祸从天降，伴君如伴虎，这都是有可能的；世俗的社会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为了生活必须得付出许多不情愿付出的东西，对于红尘紫陌中的许多观念、现象、肮脏感到厌倦，梦想一种自由自在、放任山林、纵情田园而充满乐趣的生活，也朝思暮想着归隐。可是，他们却又不能归隐。于是，就创造出这么几句话来，意思是说，我虽然在朝廷上为官，但这也是一种归隐；我虽然享受着市井荣华，但这也是一种归隐；而那种像严子陵、陶渊明、孟浩然、林逋等人的归隐，只不过是一种小隐罢了。这“大”“中”与“小”的关系大家都是清楚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还看不起这种真正的在山林野际的归隐呢！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思想。“隐”这个字在这几句话中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我们先来看看“大隐隐于朝”的“隐”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隐。一个人，他的能力大小姑且不论，有幸到了朝廷了，那么，他自然就得担负起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部分责任来，这不但是一个有良知的国民起码应该具备的，更应该是一个掌握着国家的某部分权力的人必须具备的。你参与国家决策，一言一行牵涉到国家的兴盛和安危，不可能袖手旁观。不然，就成尸位素餐之人了。倘若由于君主的原因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才能，也应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倘若你是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人，那么也应该让开这个位置让能干的人来干。但这句话流露出来的思想却是：朝廷为官不容易，稍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而我又不愿意放弃已经享有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那么，我就“隐”起来吧。“隐”起来是什么意思？那当然就是抱定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凡事不出头，不露面，不参与，只以保住现有的位置和权势为出发点。大家想想，一个个占据要津的人都这么干，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对于第二句“中隐隐于市”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抱有这种生活态度的人，他虽然生活在闹市街衢中，他虽然享受着世俗的各种荣华，他虽然也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来往，但他的心却是游离于这个环境氛围的。他对世事抱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的姿态，既不会去关爱他人，也不会去同情世间的苦难，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这是典型的一种明哲保身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人，社会对于他的内心是外在的世界，他人对于他的内心是远离的存在。如果这样的人是一般的平民也就罢了，但这样的人恰恰是负责承担整个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精神，而不是调适的精神”。这种“反对精神”，就是对现实的“反观”“反思”“反抗”，自己能担当就担当，能匡救就匡救，这些达到不了，就用自己的能力“引起疗救者了注意”。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我们从这句话里所看到的，却完全是一种袖手旁观的姿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这样的人，当然会沉溺于古圣先贤的著述，当然会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当然会浸润于琴棋书画的自娱，那么，整个社会呢？其他国民呢？即使是关乎家国兴亡的大事，他们也会置之不理的。学者说，中国整个社会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国民对国事的不关心，这种不关心像这样的知识阶层也是一定要负责任的。
既要享受高官厚禄，又想独善其身；既要享受世俗繁华，又想自得其乐。置社会、置民族、置民生于不顾，这样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鲁迅先生说，陶渊明不是真正的隐士，原因在于一个真正的隐士，对社会应该是绝望的，他们绝对不会写诗作赋，将名声传下来，而是默默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隐居，但他热爱生活；他隐居，但他关爱民生；他隐居，但他拥抱理想。是的，当时整个社会混乱，民不聊生，以他的性格他不得不隐居，但这隐居却没放弃对社会与人生的关注。这样的人，相比那些高居庙堂却只为个人利益考虑、相比那些深入市井却只替自己着想的人高明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