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旧书里不小心溜出一张发黄的卡片，卡片上赫然写着“老人的心”？我呆若木鸡，二十年前就拟好的题目居然一直没有动笔？
我从小喜欢冰心的文章，1992年当拟编第二本散文集子的时候，有朋友提议说：既然喜欢冰心的文章，何不把你的《兰心》也让老人家给你指点指点呢？好主意！可是略一思忖，冰心是世纪老人，已是92岁高龄，没有高朋举荐，怎样才能得到她的指点呢？一番的辗转反侧，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终于将小册子给老人寄去了，为保险起见另附一信寄出。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眼睛早该花了，所以信笺上的字写得很大，而且只有寥寥数语：“冰心老人，我们从小读你的书，现在我也学着写散文，希望您老人家多提意见。”书和信都寄出去了，又自觉冒昧荒唐。我不认识冰心老人，如此的“硬冲硬撞”能合适吗？老人是国宝级文学大师 ，如今又已是偌大年纪，一些社会活动和对外应酬肯定要受到约束和限制的。她能收到我的书吗？她能看到我的信吗？……自问自答自是一连串的“不可能”。我真害怕有一天《兰心》和那封信会被邮局一块退了回来。
就在书和信寄出的的第10 天，我接到了一封发自中央民族学院的挂号信，仔细一看，是冰心老人的复信！我高兴得心都要蹦出来了。老人家使用的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公用信封，信封小巧，左上角有老人亲自标明的“挂号”二字，右下角的寄出地址中央民族学院的后面有“谢寄”的字样。老人似乎还不放心，又在“谢寄”的上方添加了“冰心”二字，并标上了“∧”的添加符号。
老人太认真、太细致了，信上究竟写的什么呢？是肯定还是否定？如果是批评该会批评我什么呢？我寻思了半天不敢马上打开。捋捋捏捏，小小的信封里似乎什么也没有？我有些紧张了。举起信封对着灯泡照了又照，看不见信封里有什么东西；再迎着太阳正看了反看，牛皮纸信封自始至终都是光影不透的颜色。坏了，老人毕竟年纪大了，信瓤子忘记装了？因为忘记装和装错了信瓤子的错误我曾经犯过。我想起有一家报社曾经邀请一位中国著名书法家为他们的报纸题写报名的故事。当他们拆开来信发觉信封里边竟然空无一物时，他们都懵了。赶忙要过电话去，那位书法名家却开怀大笑起来：“信封上不是写了吗？”可是，我不是报社呀，冰心老人也不是那个故弄玄虚的书法家啊！怀着急切而又忐忑的心情慢慢开启了信封，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对拤住信封的折棱轻轻用力，剪开的封口立刻张成了一个“0”字，我的头轰的一声：哪里有东西？老人真是忘了！心情复杂地走到阳光下再看：吔，好像有！有！一条几乎和信封一样宽窄的白纸条紧贴在信封的一侧！我的心跳再次加快，赶忙找出老伴上班时曾经用过的小镊子，慢慢将纸片轻轻镊出，一页窄长折兑着的宣纸上是冰心老人为我书写的《毕玉堂散文选集》的题签。我愣了，仿佛有一记无形的耳光打在脸上，我的脸红了。此已是第二个内容相同的题签，臧克家先生也给我题写过《毕玉堂散文选集》，而且已经三年前的事了。两位老人的期望惊人的相似，分明在心照不宣地鼓励我多写散文、写好散文，可我呢？
1989年初春，书法家安廷山先生偕我一同拜望了臧克家老人。因为拟结集出版第一本小册子，能否拿的出手心中无底，总冀望能得到高人的指点。臧老接过书稿认真将篇目看了一遍，又仔细看完了《秀色满竹海》第一篇文章。臧老高兴而又不无遗憾地说：“写得很好，一看你书中的这些个题目我就很喜欢。可惜，我不能给你写序了。”我说：“你老人家提提意见就很好！”臧老说：“中宣部要我组织人员编写《毛泽东诗词鉴赏》，工作量很大，我给你题个书签行不行？”我高兴地连说：“行！行！”
臧老进了他的书房轻轻把门掩上，少顷，我轻轻推开房门想要给臧老留个影。老人见门开了立刻站起身来，一边往衣帽架上挂围巾一边笑嘻嘻地对我说：“别照了，我怕看。”老人家真有意思，我只得将书房门轻轻地带过来。不一会，臧老便为我书写好了《兰心》和《毕玉堂散文选集》的题签。臧老情绪很好，谈诗、谈散文、谈乡愁、谈他的诗歌《老马》。郑姨一看臧老要放开，立刻提醒他不能太高兴，因为臧老也已是85岁的高龄，医生曾再三嘱咐忌讳亢奋。臧老却固执地争辩：“小毕从山东跑了来了，我能不高兴吗？”
北京归来，还没高兴完呢，骆宾基先生也来信了。毕竟自己才疏学浅，对三十年代东北流亡作家的事儿知之甚少，更没想到骆宾基就是张璞君，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为了请教甲骨文，安廷山带我到前门西街去找他，也才知道骆宾基曾是山东文联的副主席。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赶忙把《兰心》的打印稿留给了他一本让他提意见。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老先生来信了：毕玉堂同志，尊作散文集稿《兰心》的打印本我已阅读大半。除《南岳一绝》选题或属败笔之外多是佳品。《庄户戏》、《赶年集》情趣如酒，泥土的香气醉人，初出手就有如此之文笔实在值得庆贺，文坛又将多一富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了。
信是用钢笔写的，字体潇洒飘逸，只不过老先生太过奖了。吟味之余，考虑更多的还是先生的批评——《南岳一绝》的选题。《南岳一绝》这篇文章是1987年建设部派我去南岳衡山搞调查时不经意的收获，取材当地的儿子娶亲闹公公。巧在我采访的衡山管理局长就刚刚被闹过。当时的他一脸疲惫不说，脖子和耳朵后边的墨汁子还没洗净呢。衡山一带娶儿媳闹公公的习俗，用现在的话说口味很重，尺度很大。虽然文章的取材全是真实的故事，但是把公公捆绑起来抹黑了脸游街，还要在公公的裆里倒吊一个酷似男性生殖器的胡椒压子，委实不雅。这还不算，抹黑了脸的婆婆一定要举着毛竹扁担一边打一边问：“你扒灰不？你扒灰不？”直到挨打者连连告饶：“不扒！不扒！”才肯住手，好像衡山的老公公们不挨了这顿打就会真扒灰一样。南岳的闹公公的闹法在全国其他地方委实少见，虽然好笑、好玩，但是毕竟是对道德伦理的一种戏谑，一种恶搞。将此作为南岳一绝来写，选题是有些不妥了。尽管我在争取骆宾基先生能否将来信放在集子里作序时，老先生说：“可以可以，但是败笔二字一定要引起来，可能是我年老迂腐之见。”
书稿进了出版社，却没能找到应心的写序人。因为是自己的第一本小册子，就很想找一位在文坛有影响的作家，于是我拜访了老作家梁兴晨先生。上世纪70年代梁先生就已是我的良师益友，早在1957年他的短篇小说《合家》就在全国获奖并引起了轰动。调山东文学社工作后，他一直担任《山东文学》小说、散文组的组长，我的好多文章都是他和燕冲先生选发的。要论知根知底，序作非梁先生莫属。没想到谦逊的他却以不写散文为由把“担子”转给了吕曰生先生。我本不认识吕先生，只知道他是著名作家、诗人，也是泰安老乡。他的小小说《骡子的故事》于上世纪50年代就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但他倾心创作的还是散文。心里还在担心老先生接不接“担子”呢，梁兴晨先生来电话了：“放心吧玉堂，吕老很喜欢你的散文，序言已经写好了，写得很漂亮！”
风正一帆悬，应了一顺百顺的老话。《兰心》一出版就幸遇泰山散文笔会，全国的散文大家几乎都聚拢到泰山来了。名人荟萃，大咖咸集，我唯一能拿出手的也只有这本《兰心》，心中正忐忑呢，汪曾祺先生拿着我的赠书对来自人民日报的老作家姜德明先生说：“谁说两本书加入中国作协？毕玉堂这一本书足够了，德明，我们两个给他当介绍人！”……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山东作协副主席任孚先先生多次为我的散文写评论文章；山东作协副主席、时任《山东文学》主编的邱勋先生为我们组织作品讨论会……春风雨露，阳光送暖，既有雪中送炭，也有锦上添花，这即我文学初步遇到的老作家们——使我受用终生的贵人！这些可敬的文学老人对我寄予那么多的笃爱和厚望，赐给我那么多的知遇之恩，而我却一直流连、囿于 “渐入佳境”的登山道口，甚至连两位文学泰斗为我题好了书签的选集都一直没能选得出来，太让人失望了！能原谅我的懒惰吗？
老人的心，像冬日的阳光，温暖着你我，照耀着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