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故事

书的故事

文/谈马

在乡下，精神常常很空虚。原因之一是无书可读。那年头，除“毛选”“语录”和马列，其他的都是“封资修”，抄的抄了，烧的烧了，封的封了。很多人为自保，不得已将藏书或上交，或成梱送到废品收购站论斤卖掉。也有不交不卖的，就极小心地秘藏起来绝不示人。顶着“知识青年”头衔的我们就这样一片空白地、并且借用时下流行语言来说也是一脸懵比地到了农村。

老何在下乡的行李中悄悄夹带了一套高中课本。原打算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我们八个知青每周集中一天，一来碰个头，聚一聚，二来补习点文化知识。可是八个人分布在七个生产队，从最远的一队茅草河走到大队最少也要大半个时辰，更主要的是各队都安排了农活，各自都要挣工分，这个美好的设想才开了个头就无疾而终了。

读不到书，偏又爱想起和书有关的事。

经常想到的是学校图书馆。“文革”初起，大破“四旧”。图书馆早被封闭。在六六年的狂躁及“大串联”后，很快到了六七年。是年有“一月夺权”“二月镇反”以及后来波及全国的武斗。但就在二月后和武斗发生之前，有一个把月时间学生基本无事可做，有人就开始爬墙翻窗入室偷书。到我等知悉后入室遍寻，文学作品己荡然无存。室内一片狼藉。其他各类书籍横七竖八零落在书架和地上，因为当时不识货，也就无从挑选，空手翻窗而出。后来，每与人论此事，常叹息痛恨于出手太晚，为什么就没有早点下手呢。

可是，还有让自己想起悔断肠子的事。

有天晚上，我在图书馆楼下某战斗队隔壁的空屋里，发现了好大一堆书，按堆头估计起码有好几百本。随手翻了翻，全是文学作品，光《石头记》就好几个版本。应该是先我入图书室者的收获。当时心里的惊喜无法用言语形容，顺手拿了本刘绍棠的《青枝绿叶》小说集。之所以拿这本书，是因为刘绍棠在五十年代被称作神童，初中还没有毕业，《青枝绿叶》就被叶圣陶先生编入高二的语文课本。当时黄桷垭的一位比较有名的文学青年胡邦炜也对刘绍棠津津乐道，还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设想语文课上老师讲课：“《青枝绿叶》，作者刘绍棠，本校初中学生……”可见那时刘绍棠——尽管后来他已被打成了右派——对爱好文学的中学生来说还是颇有吸引力的。当即决定，明天晚上拿个大包包来把这些书全部搬了。可是，还来不及等到第二天晚上，就在第二天下午，实在忍不住牵挂，又悄悄跑去看了一下，推开门，只见地上干净得连一张纸都没得了。当时痛苦得揪心，就像叫花子丢失了一大笔到手的财富。这才醒悟昨晚的决定真是傻到极点。就此也给了我一点生活启示：什么事情，决定了就应该马上去做，不然就真应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句老话了。杜秋娘“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难道仅仅是对青春爱情的叹惋么？真是“错、错、错，莫、莫、莫”啊。每念及此，就像祥林嫂：“我真傻……”

有本《子夜》，是我从上交和卖废品的书中藏下来的。我把它带到了乡下，本大队知青传遍了，又传到其他大队。最后本县知青老秦借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后来能买到鲁迅的小说了，就把一本《呐喊》看了不晓得好多遍，尤其是《阿Q正传》，里面好多语段我们不但背得下来还活用在生活中。不让做什么就反驳“和尚动得……”，约好集体行动就大叫“同去同去……”，要为自己推诿就说“他们没有来叫我……”

老陈探亲回来，把他父亲四十年代购的小说带了四五十本下来。他父亲是川东地下党，是个老革命。“文革”中江青一句“川东地下党没一个好人”，自然也就挨了整。他父亲当时受“清队”的压力越来越大，担心已是劫后余烬的这些书不能保存，让老陈带下乡避难。看到这一大梱书，我们眼晴都绿了。无奈再三恳请借读，他都不答应。因为他有护书之责，一旦借出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连恩格斯不是都说过“书有自己的命运”么。不借不借，纵是大家从小混大的这种交情也不行。

后来，我终于从那梱书里取了一本（我发誓只取了这一本），书名是《虹》。看完后传遍老严老何老龙。我们对其中有关性爱和当时青年恋爱生活的描写大开眼界，谈论中甚至怀疑这是不是茅盾写的哟。

这本书最后被大队一姓刘的小学民办教师借去看，直看得他两眼放光，走路都在翻。结果放学回家，才从学校坝子走下来，按说还不是田埂小道，偏偏过于投入，一脚踩空，滚进冬水田，人全身湿透，泥水淋漓，书也被陷入泥中。解放前出的毛边纸装订，湿成泥团，再也莫想揭开。

过了一段时间，听老严说可惜那几十本书啊，个老陈败家子，搞得本都不剩了。问哪个拿去了，说是借给外区的女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