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钱穆在其作《先秦诸子系年》里曾言：”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源于儒，而道启于墨，农家为道墨作介，阴阳为儒墨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
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学者，专栏作家张经纬在本书里，从人类学、民族史、考古学等方面，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脉络作为主线，通过对东周列国前后六次人口东迁浪潮的动态描述，重新为先行于天下的诸子百家思想绘制清晰的脉络。
这本书厘清了我对东周列国简史与先秦时期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部分见解：
商代晚期，周朝开端于陕北高原西部的一个部落。周人的崛起有着非常明显的历史地缘因素与勃兴基础：它兴起于陕北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连接部位，掌握着人工繁殖的驯化马匹这类战略物资进入东亚的主要渠道。周人始终把此项交易权利垄断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它的交易对象主要为商朝晚期的统治者们。
周人最初便以马匹为媒介，掌握了经济特权，得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授权，与商人建立了一种基于物质交换的联系网络，从合格的贸易者逐渐变为潜在的军事盟友，从而走向军事化。周人克商之后，迅速委派自己的亲族与姻族向东占领商王朝的领土，沿着黄河向东北方向，建立了诸多封国，北索良马，南求铜料。周人招募活动于陇山以西、西汉水流域的秦人为其牧马，而且从早期的征集，逐渐固定为后期的制度性供应。
西周期分别通过武力方式“孚马”和雇人养马的方式获马，同时提拔了善于牧马的秦人，间接地给秦人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秦人也因控制马匹专营的权利，经济收入大为增长，人口和社会组织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社会等级地位也跟着上升，获得了军事权力。后来西周树敌之多，极大地耗尽了周人的社会生产之基。周人在东迁之后的头半个世纪中面临着国土严重不足的窘境。
郑师威武的背后，实为周、郑之间攻略东土的角逐。周、郑通过扣留彼此的王子来表达互信的悖论形式，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无法信任对方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勉强维持互信的手段。
生活于长江中游，与铜矿为邻，拥有卓越的冶铸技艺的干越人群，是楚庄王称霸背后当之无愧的幕后英雄，也是楚庄王复强，问鼎中原的关键所在。其主要原因在于干越人群不仅能为楚国重建军队所需的青铜兵器提供采矿和铸炼技术，能持剑入伍的越人本身还是楚国极为重要的有效兵源。
吴国从越国得到伐楚的重要助力，而吴国兴起所倚重的外来人口资源，同样惠及越国。越国的崛起伴随着兵弩之术的提升，而吴国所拥有的铸剑技术和人口资源，同样为越国所拥有。
孔子治学、参政的出发点皆与鲁国的三桓有关。儒家方案旨在为社会增加各种礼仪、礼法上的要求，同时也为新制度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儒家做加法，“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子做减法，墨子主张节省一切不必要开支为核心，以节俭为贵，以兼爱为荣，却只能收获更大的贫困，实在令人唏嘘。
“无欲速，无见小利”的李悝所主张的改革，为魏国赢得了重要契机，使魏国的强势一直延续到魏文侯之孙惠文王时。李悝改革最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把原本兼营百业的小农变成了专营农业的职业农民，即国家雇民。
行于天下的先秦诸子思想基本上都具有和谐的意识形态，对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理念仍具有借鉴的历史价值，同时对于调节我们调节现实社会复杂的人际关系、 稳定社会秩序，依然具有积极的正面导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