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打写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起了往昔的一个场景：大概是1980年前后吧，时在陕西师范大学求学的我，看见一位褐发、高鼻、深睛的中年男士坐在学校图书馆大楼前的水池沿上，就主动上前和他攀谈。当得知他受聘本校外语系已做“外教”数年后，我问他在他的感觉里，中国和西方国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双臂合拢，做了一个抱团状，然后双掌交叉合在一起，用不怎么熟练的汉语说：“中国人，合，亲……密。”然后摊开两掌，向外伸展，又右手一攥，将凸出的大拇指对着自己的鼻子，说：“西方人，散，自……我。”几十年过去了，已有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经历的我，回味起来，觉得这位外国教师的感觉、理解、描述，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任何生命体从萌生、成长至老死，都必须由他者（其他生命体、非生命体）提供生命必需的营养。这就决定了生命本体必须与他者发生关系、必须依靠他者才能生存。这种依靠他者才能生存的本能，笔者谓之“依他性”。同时，生命本体都是把由他者提供的各种营养，本能地吸收到了自己的身体里。这种为己的、自私的本能，笔者谓之“利自性”。“依他性”和“利自性”是生命体与生俱来的本能、本性。
在目前地球上活着的无数生命体中，人是最高级的。这个最高级表现在人具有人之外的其他任何生命体都不具备的，能够思维并产生智慧的大脑。大脑思维使人对自身具备的属于本能、本性的“依他性”和“利自性”有了认识、思考，进而形成观点、理论，这些观点、理论又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于是，“依他性”和“利自性”便成为人们进行思维，产生观点、理论的一个依据、一个基础、一个出发点。
人的“依他性”，引起了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儒家先哲们的重视。他们发现，为人的活着、活下去提供必需营养的“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也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一群人联系着，每个个体的人，实质上都是一种“群存在”。考察得再仔细些，他们发现，为人的生命提供营养，使一个人活着、活下去的“群”，起初是一个“家”，即主要由父亲、母亲及兄弟、姐妹构成的“群”。家这个“群”要有效地为家中的成员提供活着、活下去的营养，即有效地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就得有作为领导者、指挥者、管理者的家长，和家庭成员都必须遵守的家规，于是，“伦理”出现了。
“伦”字的本义是人与人之间的辈分，所谓“伦，辈也，从人仑声”（《说文解字》）。辈分意味着等级、次序，故“伦”就是等级和次序。“理”的本义是物体的纹路，引申为道理、准则。合在一起，“伦理”就是“等级、次序的道理和准则”。
有了“伦理”的概念，儒家先哲们就提出一系列观点、建构起一套理论，将属于人本性的“依他性”阐释、发展为“依伦性”，将人的“群存在”阐释、发展为“伦存在”，由此，加上由汉王朝开始的、国家政权的强力推导，中华文化便打下了“伦本位”（本位即原初的、主体的、中心的位置）的根基。“伦本位”，即以“伦理”即“等级、次序的道理和准则”为本位，强调秩序和服从。比如儒家提出并倡导的“孝”，尽管有“父慈子孝”之说，但侧重点在于“子孝”，即晚辈对长辈，尤其是子女对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尊重和服从。家国同构，家庭血缘伦理可以推移、放大到国家政治伦理，于是，“孝”就进变为“忠”。尽管有“君礼臣忠”之说，但侧重点在于“臣忠”，即臣子对君主（扩展至国民对国家）的尊重和服从。
基督教文化是北美、西欧等西方国家的基础性主流文化。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以直接面对上帝”的观念深入人心。基督教文化本来强调的是“神本位”即“上帝本位”，宗教改革后，“神本位”实质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自本位”，即人以自己为本位。因为，上帝毕竟是彼岸的、虚远的，个人、自己才是此岸的、实近的，要不要面对上帝、什么时候面对上帝、怎样面对上帝，是要由自己来选择、做决定的。从人性上考察，基督教文化的这种“自本位”，是与人的“利自性”相吻合的。
这样，我们看，中西方文化便形成了显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的基础、主流、偏重点，是根因于人本性中的“依他性”而形成的“伦本位”，主张群体优先、集体主义、“依伦”而行，对不“依伦”的行为进行限制、打压；由此，可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概括为“依伦”。
西方文化的基础、主流、偏重点，是根因于人本性中的“利自性”而形成的“自本位”，主张个体至上，自由主义，“由自”而行，对不“由自”的行为进行声讨、摒弃；由此，可将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质概括为“由自”。
“依伦”的中国文化的优长，概括起来有：1，对家庭而言，有利于亲情的建立和维系，使中国人大多生活在亲情的抚慰、关心、关怀、关照之中。2，对国家而言，有利于推行“王道”“礼制”，使社会成员遵纪守法、社会秩序相对稳定。3，有利于“大一统”，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且高效率。社会成员之间，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由自”的西方文化的优长，概括起来有：1，有利于个人特长的发现、兴趣爱好的培养、创造性的发挥。西方世界的发明创造多，与此条相关。2，个人行为受到的限制相对少，活动的空间相对大，选择的方案、路径相对多。从而心理上的受制约感、被压制感、委屈求全感等负面的感觉相对轻、相对少。3，家庭关系，尤其是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义务相对少，活得相对轻松。
“依伦”的中国文化和“由自”的西方文化，都有各自的问题或者说局限。
中国文化的问题是容易“依伦”过度，即把人的“依他性”强调、显化到过分的程度，往往忽视、淡化、弱应对了人的“利自性”。讲伦理本来有依人性、顺人情的一面，但在实践中常常就过了度，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虽然有识之士想了很多、讲了很多、做了不少努力，但却一直不能杜绝这个“依伦”过度。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实质上都是“依伦”过度的问题。“依伦”过度造成的危害，一是在限制、打压人的非分欲望的同时，也限制、打压了人的创造性；二是容易形成、助长“家长制”“一言堂”“一刀切”“以情代法”“循情枉法”等，使现代文明社会倡导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公正”“法制”等价值准则流于形式或出现偏差。比如近年的抗击新冠疫情，有些地方政府为追求、实现、完成“全员”的目标、任务，“一刀切”地让长期居家不出门的八十多岁的老人也凌晨四五点起来，冒着风寒和被感染的风险，去做核酸检测。
西方文化的问题是容易“由自”过度，即把人的“利自性”强调、显化到过分的程度，往往忽视、淡化、弱应对了人的“依他性”。西方社会的诸多社会病，如吸毒、枪支暴力、种族歧视、党派恶斗、工作效率低等，都可以追溯至“由自”过度。自由的定义有许多种，按照自己的意志而行动是最基本的解释。按照这样的解释，自由就是“由自”。然而，“由自”并不是没有边界，这个边界，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中所讲的“无害于他人”（原语为“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在西方社会，“由自”过度，即“有害于他人”的行为多有发生。就说美国的枪支暴力吧，美国人有拥有枪支的自由，近期的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约有2.65亿支枪在个人手中。有枪在手，就难于做到“无害于他人”。自己受挫折了，抑郁了，不想活了，就持枪到学校、超市、街道乱扫一通。于是，媒体上时见枪支犯罪的报道。每年，美国都有几万人因此而死于非命。令人惋惜且值得整个人类思考的是，这样的“由自”过度，以“人权至上”标榜于世的堂堂美利坚，竟然解决不了，眼见着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发生。
文章写这里，我们似乎已可以有几条结论性的认知——
第一，“依他性”和“利自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本性，不分男女、肤色、人种、国家、民族，只要是人，都具有，没有例外，差别只在于比重的多少和程度的强弱。这一条，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认识、理解万物、万事、万象的立足点。由这个立足点出发，对世间的形形色色，诸多问题，我们就可以一眼望穿，豁然通透。一般来看，世间的所有善行，多源于人的“依他性”；世间的所有恶行，多源于人的“利自性”。
第二，由“依他性”可以发展出“群本位”“伦存在”“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由“利自性”可以发展出“个本位”“自存在”“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显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有其源自人本性的天然依据，消灭社会主义或消灭资本主义都意味着消灭人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厢情愿。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突出、侧重、强调“依他”，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考虑“由自”；资本主义突出、侧重、强调“由自”，也并不意味着一点都不考虑“依他”。
第三，“依他性”会导致“依伦”过度，“利自性”会导致“由自”过度，人类的思维和智慧，是导致这两个过度的根源，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令人叹惋甚至悲哀的是，这样的对人类生活造成或小或大影响，甚至种种祸患灾难的两个过度，人类社会竟不能避免，尽管我们希望避免、呼吁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