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引子：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一个最爱争论的群体，肖伯纳曾说过“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连地排成一队，他们也得不出一个结论”。“争论”和“论战”在经济学界从未真正的停止过，譬如著名的“两个剑桥之争”、再譬如今年美国学界大腕们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激烈争论，又譬如现在国内喧嚣甚上的林张“产业政策”之辩……现代经济学一切争论的源头似乎都可以追究到两个人——凯恩斯与哈耶克，这场“论战”影响了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迄今为止我们还在为市场与国家职能的调控争论不休。
——三郎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1936年，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问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他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研究地十分深入彻底。但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令他被贴上了“保守主义”“反理想主义”的标签。
读《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心得
周俊仰（尚书省群友）
//老实说，这本书的名字译的不好，出版社大有博眼球之嫌。谁知事与愿违，相信许多有一定经济学基础及阅读习惯之人单看这略显俗气的书名，怕是也没了阅读的兴致。该书的英文版名为“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可以看出，这个题目很“学术”，翻译的兼具信、达、雅并不易。参考性的，可以译为“凯恩斯与哈耶克关于现代经济学的争论”。
//除却书名翻译的不够严肃外，该书的可读性并不差，详细的介绍了凯恩斯、哈耶克两位经济学大师相识、相辩、相知的过程。记录凯恩斯经济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就业、利息与通货膨胀理论》堪称最难读懂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甚至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都坦言，曾相当一段时间不知该书何所云；至于哈耶克的著作涉及的内容更是庞杂，横跨经济学、社会学与哲学，语言风格则秉承德国思辨哲学传统，艰深而晦涩。因此，该书难以做到通过记述两位大师的辩论与交往的细节，进而全面的概括出他们各自的思想，当然读者亦无必要希冀如此。读罢该书有如下几点体会：
//其一，公众通常夸大了经济学家间的争论，而忽视了争论产生的原因。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开始后，二人用了大量的时间相互书信阐释各自的经济学名词的概念。二人常常深深地纠结于判断对方所用术语的含义，以求破解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凯恩斯亦时常报怨，“哈耶克的许多术语都是奥地利学派采用的，他对盎格鲁—撒克逊式马歇尔派经济学知之甚少”。由此可知，在以数理演绎结合实证归纳为特点的范式经济学出现之前，经济学争论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是由概念的不一致而引起的。
//其二，经济学披上“科学”的外衣之后，政策制定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忽视某种经济理论的假定，而热衷于利用这种理论的逻辑与结论制定政策。书中写道，哈耶克认为“善意的独裁迟早导致极权社会”，弗里德曼亦认同这一论断。但凯恩斯在写给哈耶克的最后一封信中认为，“干预是否会导致暴政，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有强烈的公平感为立足基石”。弗里德曼对此进行了展开分析，“英国有一种贵族结构，并受彻底的知识精英，至少某方面是如此所牵制。在此种结构下，权贵之责任并非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此外，英国还有基本上清廉的公务员和奉公守法的公民”。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不难发现具有国家干预色彩的凯恩斯理论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与制定政策的官僚、执行政策的公务员系统、公民的道德修养和法制观念以及整个社会的理念有着重要关系。遗憾的是，在之后利用凯恩斯理论制定政策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只关注政策实施的短期效果，而对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大师在有效需求理论实施前提等方面进行的严肃、详细的论述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制定政策时，如果对赖以支持政策的理论的奏效前提，没有细致、全面的考虑，那么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或在日后产生巨大的成本。
//其三，听从内心的声音，不要因别人的态度而轻言放弃。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论代表的是两个学术团体的争论，由于两者皆门生众多，所以除了二人的直接交锋外，各自理论的追随者也经常见诸报端，口诛笔伐。在二人交锋之初，各自阵营还是势均力敌的，至少哈耶克相较凯恩斯并未居于显著劣势，但随着二战后凯恩斯理论在西方世界的风靡以及政策应用上的初见成效，加之凯恩斯个人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与出色的口才，哈耶克追随者陆续离他而去，包括其昔日最紧密的朋友、最热情的支持者——罗宾斯。哈耶克的儿子回忆道：“他的想法不时髦了。似乎没有人再听他的话，没有人再赞同他的观点。他孤立了。”哈耶克落入人生的最低潮，觉得自己“完了”。但他最终没有放弃，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除经济学之外，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皆有巨著问世。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胀”，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做出令人信服解释，哈耶克的价值终于被世人认可，获得了1974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左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右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其四，君子和而不同。凯恩斯与哈耶克虽然在理论方面争论得不可开交，但私下里却是好朋友，哈耶克也曾坦陈，凯恩斯是自己最崇拜的人之一。西方学者的这种建设性的思辨传统，可能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雅典。辩论的双方为了能从道理上说服对方，理解的概念与术语需要基本一致，同时遵循共同的逻辑规律（逻辑三定律）。辩论过程中，每个学者使用的概念以及逻辑规律的一致性与人类个体的差异性碰撞，产生出了不同的逻辑论证过程，人脑的思维能力由此获得提升。由于辩论中使用的概念与逻辑规律的一致性，后续学者可以很容易的学习前人的思想，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出自己甚或微小的贡献。公理化体系、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的产生皆与这一学术思辨特点紧密相关。既然学术争论是遵循一定的逻辑原则下的争论，那么这种争论自然局限在学术领域，而与道德素养、身份尊严等无关，因此，西方世界思想上是敌人，私下里是朋友的现象较为常见。中国的思辨风格则与西方不同，士人、学者皆依附于王权而存在，学术辩论失利与否与尊严、地位等相关联，为了在君王面前不失势，自己是否有建设性的论证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把对方的理论体系击毁，为达目的，不惜借助于“白马非马”等诡辩术，学者亦多将异见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如此思辨习惯，自然难有凯恩斯与哈耶克这般的“君子和而不同”，更导致了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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