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自传的第二十二章里的所有1100万个词已经被读出来,并写成了英文:3340万个A、C、G和T。
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写于优化人种的热情达到顶峰的20年代,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整齐划一,强制的控制,没有个人的差异。每个人都温顺、自愿地接受他或她在等级制度里的位置——从?到埃普西隆【从最高到最低。——译者注】——顺从地工作,并享受社会希望他或她享受的娱乐活动。“美丽的新世界”这个词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意义:集权统治与先进的科学手挽手实现的恶劣的社会。
所以,让人吃惊的就是当你读了赫胥黎的书之后你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优化人种的东西。阿尔法和埃普西隆不是天生的,而是产生于在人工子宫里的化学调节以及其后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训练和洗脑,并在成人之后靠类似于鸦片的药物维持。换句话说,这个糟糕的社会与天性没有一点关系,却全部来自于后天的培养。它是一个环境的地狱,不是基因的地狱。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被他们的严格受控的环境,而不是被他们的基因。这确实是生物决定论,但却不是基因决定论。赫胥黎的天才在于他认识到了一个后天培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事实上会多么可怕。确实,30年代统治了德国的极端的基因决定论者与同一时期统治了苏联的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谁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还很难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两个极端都很恐怖。
幸运的是,我们抵抗洗脑的能力相当辉煌。不管父母和政客们怎么告诉年轻人吸烟对他们有害,他们还是要吸烟。事实上,正是因为成年人给他们宣讲吸烟的危害,才使得吸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们从遗传得到一种仇视权威的倾向,特别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用它来保护我们的本性,提防独裁者、老师、虐待人的后爹后妈以及政府的宣传攻势,
另外,我们现在知道,几乎所有用来显示父母影响塑造我们性格的证据都有缺陷。在虐待儿童与在童年曾经受过虐待中间,确实有一定联系,但是它可以完全用遗传的性格特点来解释。虐待儿童的人,他们的孩子从遗传得到了虐待他们之人的性格特点。研究发现,在把这个因素考虑到之后,后天因素就没有什么决定作用了。例如,虐待孩子者收养的孩子不会成为虐待孩子的人。
惊人的是,同样的现象在你听到过的几乎所有的标准的“社会的阴谋”里都是如此。罪犯生罪犯,离婚的人养出离婚的孩子,问题父母养出问题儿童,肥胖的父母养出肥胖的孩子。朱迪斯·里奇·哈里斯【当代美国心理学家。曾因功课不好而从哈佛大学肄业。但是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坚持从事心理学方面的工作并做出了重要发现。】在她写作心理学课本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相信了所有这些说法,但是在几年前她突然对此产生了怀疑。她的发现让她感到震惊与不解。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实验考虑了遗传的因素,在所有这些研究里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证据。对于这样的忽略甚至都没有人提一句:在这些研究里两件事情之间有联系被经常地说成是有因果关系。但是在每一个现象里,从行为遗传学研究里都得到了新的、有力的证据,反对里奇·哈里斯所称的“后天培养假说”。例如,关于孪生子离婚率的研究显示,遗传能够解释离婚率的一半区别,每一个孪生子遇到的独特的社会因素解释了另一半,而他们共同的家庭环境一点作用都没有。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成长在一个破裂的家庭,你离婚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平均水平——除非你的亲生父母离了婚。在丹麦,对于被领养孩子的犯罪纪录的研究显示,他们是否犯罪与亲生父母的犯罪纪录有很大关系,与养父母则只有很小的关系——这很小的关系,在考虑了同伴效应之后也消失了,这个效应就是,这些被领养的孩子是否犯罪与他们的养父母是居住在犯罪率高的街区还是犯罪率低的街区有关。
事实上,现在已经清楚了,孩子对于父母的非遗传影响比父母给孩子的非遗传影响还要大。正如我在X和Y染色体那一章里提出的,传统说法一般认为与孩子疏远的父亲和过分保护的母亲把孩子变成了同性恋。现在认为更可能的是反过来:觉察到儿子对于男性关心的东西不太感兴趣之后,父亲就疏远了儿子,母亲则用过分保护儿子来弥补。同样地,自闭症儿童确实通常有冷淡的母亲;但这是果而不是因:母亲长年以来努力想要与一个自闭症孩子沟通,却没有任何回报,她被搞得精疲力竭,最后终于放弃了。
里奇·哈里斯有系统地摧毁了作为20世纪社会科学基础的教条之一:父母塑造孩子的性格与文化的假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约翰·沃森的行为学派和玛格丽特·米德的人类学中,父母养育的决定作用从来没有被检验过,只是一种假设。但是来自孪生子的研究、来自移民家庭孩子以及被领养孩子的研究现在就在我们面前:人们从他们的基因和他们的同伴那里得到他们的性格,而不是从他们的父母那里。
基因确实影响行为。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发现,环境仍然相当重要——在所有行为中也许环境的总和都比基因重要。但是在环境的影响中只有小得惊人的一部分是父母影响的作用。这不是要否认父母有作用或者是孩子没有父母也行。事实上,就像里奇·哈里斯所说,如果这样否认就太荒谬了。父母塑造家庭环境,而一个愉快的家庭环境本身就是好事。你不需要相信快乐决定性格,也会同意拥有快乐是好事。但是儿童似乎不让家庭环境影响他们离开家之后的性格,也不让它影响自己在成年之后生活里的性格。里奇·哈里斯在观察之后做出了一个关键的结论:我们都把自己生活中的公共生活带和私人生活带分开,而且我们并不见得会把在一个带里学到的教训或表现的性格拿到另外一个带里。我们很容易地在两个带之间切换。这样,我们学到了我们同伴的语言(对于移民来说)或口音并在今后的生活中使用,而不是我们父母的。文化自动地从一个儿童的小群体传到另一个,而不是从父母传到子女——举一个例子说,这就是为什么在成年人中推动性别更加平等的运动对于儿童活动场上自愿的按性别分组没有任何影响。每个家长都知道,小孩喜欢模仿同伴而不是家长。心理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曾经被那些对遗传因素有着强烈反感的人所主导;但是它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无知下去了。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重复一遍天性与后天培养的辩论,这个题目我在第六号染色体那一章里谈过了。我是想引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注意:即使后天培养的假说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也不会减少外界因素对行为的决定性。通过强调跟从于同伴对人的性格会有多么大的影响,里奇·哈里斯彻底揭示了环境决定性比遗传决定性更应该引起警觉。它就是洗脑。它远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空间,而是减少了空间。一个孩子在不顾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压力而表达自己的(部分是遗传的)性格时,他至少是在遵从内在的力量,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
所以,靠着用社会因素来寻找同情并没有躲开决定论。事情的结果要么有原因,要么没有原因。如果我因为童年时期发生的什么事而变得胆小,这并不比一个胆小的基因具有更少的决定性。更大的错误不是把决定性与基因等同起来,而是把决定性当成是不可避免的。
决定论等于宿命论之所以是没有根据的,原因如下。假设你生病了,但是你通过推理认为没有必要打电话找医生,因为你要么会痊愈,要么不会,医生是多余的。但是,这就忽略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你痊愈也许是因为你看了医生,不痊愈也许是因为你没有看医生。随之而来的是,决定论并不决定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决定论是向后去看你现在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向前去看它的后果。
正如山姆·布瑞坦【英国当代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自由的反面是强制,不是因果决定。”我们珍惜政治自由是因为它允许我们拥有个人作决定的权利,而不是反过来。尽管我们嘴上说我们热爱自由意志,当需要“赌注”的时候我们却抓住决定论想用它来救我们。1994年2月,一个美国人斯蒂芬·莫布利被判决谋杀了一个比萨饼店的经理约翰·科林斯,并被判死刑。他的律师在上诉要求把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时,提出遗传作为辩护。他们说,莫布利来自一个几代都出骗子和罪犯的家庭。也许他杀了科林斯是因为他的基因让他这么干的。“他”对此没有责任,他只是由遗传决定的一个自动化机器。
莫布利愉快地放弃了他拥有自由意志的想法,他希望别人相信他没有自由意志。每个用“精神疯狂”或“应负责任应该减少”来为自己辩护的罪犯都是这样希望的。每一个因嫉妒而杀死了自己不忠的配偶的人也是这样希望的,他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短暂疯狂”或“正当的愤怒”。每一个大亨在被指控造假欺骗持股者的时候也是这样希望的,他们的借口是“早老性痴呆症”。事实上,每一个孩子,当他在游戏场上说,是他的朋友让他干的,他也是这样希望的。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在心理医生一点隐晦的暗示下就心甘情愿同意我们现在的不快乐都应该怪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希望的。一个把高犯罪率归罪到社区环境上的政客也是这样希望的。当一个经济学家肯定地说消费者追求的是商品功能的极值时,他也是这样希望的。当一个传记作家试图解释他书中人物的性格是怎样被具有改变人的力量的体验而塑造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希望的。每一个去算命的人都是这样希望的。在每一个例子里都有一种自愿、快乐和感激的对于决定论的拥抱。对于自由意志我们远远不是热爱,我们似乎是一个只要有可能就会跳起来把它放弃的物种。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是一个有必要的虚构故事,没有它,法律就站立不稳,但是它照样是一个虚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你的行为是出于你的性格,你是要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但是,出于性格的行为只不过是在表达那许多决定了性格的因素。大卫·休谟【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发现自己被这个后来被称为休谟之叉的两难问题难住了。我们的行为要么是被事先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为它负责;要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必为它负责。在每种情况下,常识被否定了,社会秩序无法形成。
基督教已经与这些问题纠缠了两千年,其他宗教的神学家们还要更长。上帝似乎是否认自由意志的,这几乎是定义,否则他就不是万能的了。但是,基督教尤其努力地试图保存自由意志的概念,因为没有它,就不能让人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没有责任,罪恶的概念就是一个笑话,而地狱就成了来自于公正的上帝的一个该诅咒的不公正。现代基督教的共识是上帝把自由意志加诸我们,使得我们能够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充满美德还是罪恶。
几位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最近提出,宗教信仰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本能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组基因是关于信仰上帝或神祇的。(一位神经生物学家甚至声称他在大脑颞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区域,在信仰宗教的人里比在其他人里体积更大更活跃;过分的宗教情结是有些种类的颞叶癫痫的一个特征。)宗教的本能也许仅仅是本能的迷信的一个副产品,这样的迷信假定所有事件,甚至是雷雨,都有一个带有某人意志的原因。这样的迷信在石器时代可以是很有用的。当一块大石头滚下坡几乎把你压扁的时候,如果你听信阴谋理论而认为这是有人把它推下来的,就比认为它只是偶然事件要更安全。我们自己的语言里布满了带有意志的词。我早些时候写道,我的基因建造了我,并把日常责任分配给了我的大脑。我的基因没有做这一类的事,这些事仅仅是发生了。
E·O·威尔逊在他的《综合知识》一书里甚至提出,道德是我们的本能的成体系的表达,什么是正确的确实是由什么是自然的而衍生出来的,尽管自然主义也有站不住脚的地方。这引出了一个矛盾的结论:信仰上帝或神是自然的,因此是正确的。但是威尔逊本人在成长过程中是一个虔诚的浸礼教徒,现在却是不信其有也不信其无,这样,他就反抗了一个有决定作用的本能。同样的,史蒂文·频克接受了自私基因的理论,却没有要孩子,他告诉他的自私基因“去跳河吧”。
所以,即使是决定论者也可以躲开决定的因素。我们有了一个矛盾。除非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否则它就是事先决定的。如果它是事先决定的,它就不是自由的。但是,我们感到——而且可以被证明——我们是自由的。查尔斯·达尔文把自由意志描述成是一个幻觉,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分析我们自己的动机。现代达尔文学派人士——例如罗伯特·特斯里弗——甚至提出,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欺骗自己也是一个进化来的对环境的适应。频克曾经把自由意志说成是“使得伦理游戏成为可能的人类的理想化”。作家丽塔·卡特说它是事先装在思维里的幻觉。哲学家托尼·英格拉姆把自由意志说成是我们假设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似乎有内在的倾向认为我们周围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有自由意志,从不听使唤的外板发动机到带着我们基因的不听话的孩子。
我愿意相信,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还记得吗?在谈论第十号染色体的时候我描述过,组成对于压力的反应的,是对环境变化迅速做出回应的基因,而不是相反。如果基因能够影响行为,行为又能影响基因,那么就有了一个循环的因果关系。在一个循环反馈的系统里,简单的因果过程可以产生非常难以预料的结果。
这种说法出自于混沌理论。我讨厌承认这一点,不过,是物理学家先发明的这个理论。18世纪法国的伟大数学家皮埃尔—西蒙·德·拉普拉斯曾经设想过,作为一个优秀的牛顿学派人士,如果他能够知道宇宙中每一个原子的位置和运动,他就能够预言未来。或者说,他猜到了自己不能预知未来,在琢磨为什么不能。时髦的说法是,答案在亚原子水平上,我们现在知道,那里的量子力学事件只是在统计的意义上是可以预测的,世界不是牛顿的桌球组成的。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牛顿物理学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尺度上是对事件的很精确的描述,没有人认真相信我们的自由意志依赖于海森伯【20世纪德国著名量子物理学家。】他最有名的发现是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即我们无法同时准确地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对其一的测量越准确,对另一个的测量就越不准确。后来有人认为,这个原理给人的行为从本质上加上了随机性:因为我们无法在任何一个时刻测量出所有的变量,我们也无法预测人的行为。不确定性原理的那个概率框架。把原因说得直接一些:今天下午我在决定写这一段的时候,我的大脑没有掷骰子。采取随机的行动与自由地行动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正相反。
混沌理论给拉普拉斯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回答。与量子物理不同,它不依赖几率。数学家所定义的混沌系统是事先决定的而不是随机的。但是这个理论说,即使你了解所有决定这个系统的因素,你可能还是无法预测这个系统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不同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使是因果关系简单的系统也可能有混沌状态的行为。它们这样是因为“自激”性,在这里,一个行动影响下一个的初始状况,所以,很小的结果会成为很大的原因。股票市场指数的走向、未来的天气和海岸线的“分形几何”,都是混沌系统:在每一种情况下,大概的轮廓和事件发展的大体方向是可以预测的,但是精确的细节却不能。我们知道冬天会比夏天冷,但是我们不知道下一个圣诞日是否会下雪。
人类行为也具有这些特点。压力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基因表达又可以影响对压力的反应,如此这般。因此,人类的短期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但是长期行为却大致可以。这样,在一天中的任何一个时刻我可以选择不吃饭,我有不吃饭的自由,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在那一天之内我是要吃饭的。我吃饭的时间可能会由很多因素决定——我的饥饿程度(部分由我的基因决定),天气(由众多的外界因素以混沌的方式决定),或者是另外某人决定问我要不要出去吃午饭(他是一个做事有因果的个体,我无法控制他)。这些基因与外界影响的相互作用使我的行为无法预测,但是它们并非没有决定我的行为。在字词的空隙里,有着自由。 我们永远不可能逃避决定性,但是我们可以在好的决定性与坏的决定性之间做出区别——自由的和不自由的。
自由在于表达决定你自己的那些因素,而不是决定别人的那些。“决定”不是区别所在,谁是决定因素的主人才是区别所在。如果自由是我们想要的,那么最好是让来自于我们内部的力量来决定我们,而不是让其他人内部的力量来决定。我们对于克隆人的厌恶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恐惧:我们的独特性要被另外一个人分享了。让基因在它们自己的体内为自己作决定,这样一个执著的信念是我们反对把自由丢给外界因素的最强堡垒。你是否已经开始看出来我为什么要半开玩笑地随便想想一个自由意志基因的想法?一个自由意志基因不是什么自相矛盾的事,因为它会把我们行为的来源放到我们身体之内,其他人拿不着。当然,自由意志不会由一个基因决定,而是由与基因相比无限宏伟、给人激励的力量决定:整个的人类本性,事先建立在我们的基因组里,具有灵活性,又是每个人所特有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内在本性。这就是“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