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一些不可控的力量可能会拿走你很多东西，但它唯一无法剥夺的是你自主选择如何应对不同处境的自由。你无法控制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但你可以控制面对这些事情时自己的情绪与行动。
——《活出生命的意义》
亚瑟·米勒剧本《维希事件》中有一幕，说的是某位中产阶级上层的绅士向占领他所在城市的纳粹军官出示自己的各种荣誉证书，包括大学生毕业证、杰出市民推荐信等。纳粹军官问道：“这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吗？”绅士点点头。纳粹军官立即将这些东西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告诉他，“很好，现在你什么都没了”。于是，绅士彻底崩溃了，因为于他而言，做人的尊严依存于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没有尊严，精神也随之崩溃。对此，弗兰克尔会说：“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
弗兰克尔是二战纳粹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父母、妻子、哥哥，全部死于毒气室中，只有他和妹妹存活了下来。但他并未消极了残余生，而是将自己痛苦的遭遇与学术结合，开创了意义疗法。《活出生命的意义》是弗兰克尔在奥维斯集中营亲历的自述，并对意义疗法进行了阐述。
进入奥维斯集中营，将九死一生，二十八个人仅有一人能存活下来。昨天还睡在一起的伙伴，今天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体弱多病者会被赶到毒气室毒死。而更为致命的是人们对生的绝望，他们恐惧、消极、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一旦出现这种心态，他们几乎就逃不开死亡的宿命。弗兰克尔总结说：“对自己未来丧失信心的犯人，注定要走向毁灭。”
弗兰克尔就是在这样一个随时会被死神带走的极端恐怖环境中了悟了苦难的意义。如果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那在苦难中寻得生命的意义将是苦难赠予我们的莫大礼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限制，比如生病、截肢，这些物理上的桎梏无疑会让我们感受到痛苦和悲伤，甚至想要放弃生命。但如果你愿意，你的心灵永远是自由的。你随时可以选择以何种心态去面对任何遭遇。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而这种心态会由内而外影响自己的命运。弗兰克尔的经历证实，人的内在力量是可以改变外在命运的。
意义疗法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找到生命的意义。人活着并非只是贪图享乐或者争权夺利，而是要追求某种对自我而言独特的生命意义。对顺境的人来说，无意义的生命会使人觉得百无聊赖。对逆境之人来说，生命意义是促使他渡过困境，获得新生的强大动力。弗兰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依靠对家人的思念，对意义疗法之真理的追求而活了下来。如果没有这些意义支撑，他就不会有活下去的动机和勇气。更不会给世人留下意义疗法这个宝藏。
人有三种发现生命意义的方法：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
第一种是通过事业来获得意义，第二种是通过关系来获得意义。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物或某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就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第三种是弗兰克尔强调的核心，即当遭遇苦难时，勇敢接受苦难之挑战。苦难是生命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我们唯有担起责任，一旦承担了责任，生命也就有了意义。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现实中，某种缺陷往往会造就伟大的人格和成就，苦难是上帝打开的另一扇窗。比如双腿截肢的夏伯渝，最终登上珠穆朗玛峰。比如《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海伦·凯勒在失明失聪的情况下，成为伟大的作家和教育家。又如全身瘫痪的霍金，因为可以全身心聚焦于思考，而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
我们不必主动去追求苦难，但如果苦难发生，与其自怨自艾，抱怨命运之不公，不如将其看做探寻生命意义的伟大机会。勇敢接受命运的安排，然后以一个勇者的姿态承担起身为人应有的责任。对苦难态度的转变将让我们超越生活本身，人格也将比遭遇苦难之前更加高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