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浪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当下就是涅槃,当下就是佛国净土,明白了这一点,莫高窟岂不就是我的佛国,我此生的净土。心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而心的强大,就在于正定,在于守一不移。
——《我心归处是敦煌》
身处现代生活的人,如何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或自己的身份相处是尤为重要的事情。说到底,自我的本质不应为事情或身份所定义,比如医生、产品经理。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一切。甚至在很多层面上,在大部分的人生岁月中,我们必须依赖这个身份。
这就引出一个不得不谈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所做的事情,还是所做的事情拥有了我们。就像到底是人类驯化了小麦,还是小麦驯化了人类一样。可能情况并不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清楚或简单。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说到底,它是一种体验,而不是目标。对某些事情来说,过程就是目标,比如人生,比如爱情。它在发生的过程中就已完成了自我,它的目标反而是自我的结束。
樊锦诗的一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一个二十几岁的北大少女,被岁月洪流裹挟到荒土黄沙中,一去就是六十年。正如大多数寻常人一样,她也反抗过,想拥有正常的生活。有干净的书桌,温暖的房间,便捷的医院。但在现实与理想的反复拉锯中,她与敦煌莫高窟相互救赎。
通过《我心归处是敦煌》,我们与所做事情的关系,总体上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命运裹挟。
1963年,樊锦诗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敦煌莫高窟,她刚开始并不想去,而且在敦煌实习时,也曾由于水土不服提前离开。
但当时各高校鼓励学生服从国家分配,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并且学校承诺三四年后会派新的毕业生来。她答应前往敦煌。却不想,这一去就是一生。
敦煌莫高窟,这个千疮百孔的佛教圣地,被屡遭掠夺,出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悲痛局面。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对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樊锦诗与敦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相遇、相识。
大多数人的生命都是这样被历史洪流裹挟进一处自己并不十分熟悉,或从未想过的地方,然后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和犹豫。
第二阶段 黑暗时刻。
1968年,父亲去世,处理完后事,樊锦诗一个人回到敦煌。那段时间,她感到自己一无所有,在孤独的西北荒漠里,目之所及皆泪目。单薄身影被金黄落日映衬在厚厚黄沙上,犹如一尊千年佛像。九楼的铃声将孤独感无限放大,这天地间仿佛就她一人。
在这无边的落寞中,她顿悟到“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夺走的,也只有现在”。她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相处,千年佛龛的正定与安详渗入她的灵魂。
她与丈夫老彭一别十九年。这十九年,他们结婚、生子、聚少离多。因为敦煌环境恶劣,家庭的责任都落在丈夫的身上。如无数普通的家庭一样,他们面临团聚的问题、收入的问题、房子的问题。
在巨大的挫折面前,一个人内在的生命力将是决定她是否会被打败的关键因素。对樊锦诗来说,这生命力来源于莫高窟。她为莫高窟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从她所做的事情中返回自身,变成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所遭遇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孤立的,包括自我的性格、抉择、甚至命运。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在决定我们是谁以及获得怎样的认知。
第三阶段:成为彼此。
其间,她有数次机会离开敦煌。但莫高窟于她早已不是简单的工作关系,或主与客的关系。而是成为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们早已在每日每夜的相处中,从根本上盘绕在一起。有人问她,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她说“幸福存在于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
樊锦诗六十年守护敦煌,最后活成了她所守护的那些菩萨的样子。
我们做什么,也将成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