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苏轼是古代文学中的如椽大笔，被作者誉为继李白之后的又一谪仙。“谪仙”之称，显现了来自古今人们对于这位文学家共同的极高景仰与不胜喟叹。这本书的思路一如大学的授课模式，从不同专题角度探索苏轼于宦海于文坛于灵心上的一生。文风兼具考据者的严谨与文人的浪漫。
“磨牛”一生
苏轼身处北宋之朝，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代帝王，于仁宗时期进士及第，初露头角，于徽宗时期受诏从海南岛返回中原，病没常州。其一生的命运与以王安石与司马光为首的新旧党争紧密相连，时沉时浮，无有尽处，且以“谪”为主。沉沦时便是新党当政，饱受贬谪之苦；浮起时则是旧党复朝，也受过赏识重用。
苏轼在元祐七年《送芝上人游庐山》中写道“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写此诗时其弟苏辙在朝居于高位，为了避嫌及避开旧党内部纷争，苏轼常申请外任。数年之间在杭州、颍州等地往复，所以才有“磨牛”之叹。兼之前有神宗时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有高太后去世新党复起后被连贬数地，直到贬无可贬之地——儋州。苏轼“自画像”也自嘲一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辙《祭亡兄端明文》言苏轼“涉世多艰，竟奚何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确切之极。
宋朝时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苏轼一生又有官身的限制，即使在黄州时期，朝廷也没有放过他，神宗“特责”给予他“本周安置”的责罚。受制于此，苏轼曾在常州、黄州、惠州、儋州都有过安家的想法与行动，最后都付之于空幻，仍要随令处身，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听着诏令重复往来，谓之“磨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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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处的“吾乡”，既是眉州此类的家乡，也是灵心安放之处。
苏轼家在蜀地眉山，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出乡之后，便少有回去的契机。更何况后来的仕宦生涯波澜起伏，更难回乡。从“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到“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从“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和“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到“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苏轼的家不再限于眉山，而变得“以无何有之乡为家”，即此心安处，皆是家。每到一处，便要构筑屋宇，把它作为最后的遗留之地。渐渐地，“磨牛”之叹也譬如昨日事，无论何处，都能成为一方东坡之地，怀着豁然达观之心，躬耕自守，旷然如一农夫。
苏轼的安处，还在人间，在这个朝政刻意疏离他，兄弟无奈远离他的人间。在海南岛琼州、儋州飘落之时，苏轼这样说他所见的风雨“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又在写给苏辙的词里面说自己“我欲乘风归去。”但最终还是感叹“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天上自然无此纷扰，但寒意过甚，终不及人间的烟火气息浓厚。这一点，很像前秦时期的老子与孔子，老子骑青牛，翩然出函谷关，不理春秋乱世；而孔子却累累若丧家之狗，四处奔走，为了人间。出世是隐逸者的做法，而入世方为儒家一贯的行止。苏轼是典型的儒者心态。
苏轼的安处，更在自然之间。元丰年间，苏轼著有《满庭芳》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把世间的蝇营狗苟视作云烟，刹那之间，前事皆非，前非皆是，如此反复，只是空忙一场。于是他便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为伴，“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赤壁赋》二人对话中，也支持了这一点。人事易变，都要争个结果，但江山无主，偶尔领会其间的趣味，已足。只见朝代更迭不休，但自然却如永恒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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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北宋的党争，新政主变法，旧政主张回复仁宗之朝的政策。一个锐意取新，一个安于守成。苏轼的主张却不能说真的全盘依附于哪一方。王安石主持变法后，苏轼因科举改革而与其发生冲突，出京外任至杭州。待到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之后，苏轼在诗歌中对新法的讥讽便成了罪证，于是便押解进京，置于御史台狱中，成为当时一个大案。与神宗政见的相左，导致他黄州之苦。
在年幼的哲宗上位，高太后主持朝政，司马光为相恢复旧政，苏轼被召回。新党被贬出京的朝廷，并非旧党一言堂，而变得更为混乱。在其中，苏轼与旧党之间关于新法中的“役法”发生矛盾，被排斥出朝。
于仕宦上，苏轼始终有个人坚守的政治立场，不在新党旧党，而在于国。至于得不得用，就不在是个人所能左右的。
“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虽然犹可期待君主的赦恩，但自己的学说想法难以改变，那就如孔子一般，乘着船到海外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