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 aren’t close enough.
如果你拍得不够好，
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如果在搜索引擎中键入“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你会看到下面这段话：
「一个普通人，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遗憾”；一个摄影工作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无知”；一个战地摄影记者，如果不知道罗伯特·卡帕，那叫做“羞耻”。」
阅读这本书，弥补了我这个普通人的遗憾。
身着戎装的罗伯特·卡帕
虽然“罗伯特·卡帕”声名在外，但这个名字却是个化名。他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安德鲁·弗里德曼。
1931年，18岁的弗里德曼前往柏林求学，邂逅了摄影。
1933年，德国反犹气氛渐浓，弗里德曼只得转战巴黎，并在那里认识了女友格尔达·塔罗。由于照片不好卖，两个年轻人突发奇想了一个营销手段，即虚构了一个莫须有的著名美国摄影家“罗伯特·卡帕”，以卡帕之名发表作品，竟成功掀起了“卡帕热”。此后，弗里德曼就一直以“罗伯特·卡帕”这个化名进行活动。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卡帕与格尔达一同前往前线进行采访。在这里，卡帕获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战地摄影作品，比如那幅令他名声大噪的《倒下的士兵》，却也永远地失去了一生挚爱格尔达。
《倒下的士兵》捕捉到士兵中枪的一瞬间
1938年，卡帕成为唯一获准进入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用他的镜头记录下台儿庄战役等重要历史时刻。
1942年至1945年，卡帕作为随军记者辗转英国、北非、意大利、法国、德国，将西西里战役、诺曼底登陆、解放巴黎、攻克柏林等著名战役载入光影的史册。这本《失焦》便是卡帕对这段经历的自述，他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以及87张直击人心的战地摄影作品，还原了二战最后三年间的激情与泪水、传奇与苦难。
1947年，卡帕与布列松、大卫•西蒙、乔治•罗杰等人一同创立了著名的玛格南社，全球第一家自由摄影师合作组织。
1954年，卡帕再次奔赴战场，前往越战前线，却不幸踩中地雷身亡，享年41岁。
《失焦》的传奇始于卡帕从纽约到英格兰“偷渡”经历。作为一个没有护照、身无分文、流落纽约的匈牙利敌侨，卡帕奇迹般赢得英国大使的帮助，一波三折却最终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目的地伦敦。
卡帕的热情洋溢和逗比性格也在这个章节中得到了初次的展现。从英国大使、船队指挥官，到《科利尔》杂志的领导、《生活》杂志的前同事，似乎他遇到的所有人都能在与他喝过一杯后，化敌为友，对他倾囊相助。他也正是通过一路散财买酒、结交朋友，用他的人格魅力换来了许多外人看似奇迹的“幸运”。
由于不识卡帕，加之他叙述的零散混乱，初读此书时，我的感觉并不好。007式的惊险刺激、化险为夷，加之美酒随身、美女相伴，再加上著名人物海明威倾情奉献的一场闹剧，前半本书给我一种夸夸其谈的不踏实感。
受伤的海明威和他的屁股
但随着他深入战场，这种感觉在真枪实弹的硝烟中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数度出生入死而练就的潇洒人间、及时行乐的态度。
战地才是他的主场。
他用令人捧腹的笔触轻描淡写着一个个与死神擦身而过的瞬间。
初入北非，他为上厕所而误入雷区：「我的裤子掉了下来。我当时就是那个样子，一个人站在空旷无声的沙漠里面对死亡，像被钉住了一样一动不动，背后是一片该死的仙人掌。这样的死法，就连墓志铭都不堪登大雅之堂。」
在进攻德军占领的意大利村庄时，他顶着迫击炮的呼啸声，隐藏在灌木丛中：「那村子就在我身下750码的地方，背后衬托着维苏威火山，一道美丽的浓烟正从火山上升起。我嫉妒维苏威火山。为了不暴露我的藏身之地，我连烟都不敢点。」
作为唯一登上诺曼底海滩的记者，他用生命换来几张略微失焦、却足以载入史册的照片：「从空中往下看，“简易红”一定像罐打开的沙丁鱼罐头。从一条沙丁鱼的角度来拍摄，我的照片的前景充满了湿的靴子和涨绿的脸。靴子和脸的上面弥漫着榴霰弹的浓烟；烧坏的坦克和沉没的登陆艇构成了照片的背景。」
诺曼底登陆
他可以在一切艰难困苦中找到乐子，把一切沉重哀恸化作哑然失笑，却又在某个偶然的瞬间变得柔软而严肃，道出他对宏大叙事下一个个微小却鲜活的生命的尊重。
在那不勒斯，他参加了为20名反法西斯小战士举行的葬礼。这些孩子用偷来的枪支弹药和德国人战斗了14天，坚守到德军听闻盟军到来而撤退。他们的尸体被装在简陋而过于狭小的棺木中，肮脏的双脚露在外面。「这是我拍过的关于胜利的最真实的照片，就是这些在这个简单的学校葬礼上拍的照片。」
攻克柏林的前夕，在柏林以南165公里的莱比锡城发生的一场硬战中，卡帕捕捉到一位普通士兵在公寓四楼阳台上射击的镜头，而后，一颗子弹洞穿了年轻兵士的眉心。「等这张照片传到纽约，没人会想要刊登一张普通士兵用一挺普通的机枪在射击的照片。但这孩子有一张干净、单纯、非常年轻的脸，而且他的枪还在射杀法西斯。……我拍下了最后一个死去的人。在最后一天，一些最好的人死去了，但活着的人会很快忘记的。」
在阳台上死去的士兵
卡帕镜头下的这”最后一个死去的人”，不禁让我想起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结尾，在一战胜利的前夕，保罗默默阵亡在前线：「他于1918年10月阵亡。那天，整个前线寂静无声。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
在轰隆隆向前涌动的巨大胜利洪流中，微小个体的死亡注定被掩埋、被遗忘。
那不勒斯的胜利，建立在20个孩子的消逝和他们母亲的痛哭之上；柏林的顺利攻克，建立在一个个普通士兵流干的鲜血之上。而这些死亡的不和谐音，注定不会出现在主流视野中。
战争也许会有获胜国，但在它带来的毁灭与死亡面前，全人类都是输家。
卡帕用他近乎自毁的无畏，零距离接近战场，拍摄下这些多半失焦的照片。
恰恰是这些失焦的照片，聚焦了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以及所有人都输了的事实。
反法西斯小战士的葬礼
（配图为书中插图）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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