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不过是个摸象的瞎子，
用自己有限的手掌去摸索我所要知道的对象，
所不同的是并不敢自以为见了全象而排斥别的瞎子在同一对象上摸索所得的知识，
我所希望的是许许多多瞎子所得片面的知识能加得拢来，
使我们大家共有的知识能更完全一些，
更丰富一些。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答复（后记）》
读罢《乡土中国》，被费孝通先生的洞察力和独创性所震撼，于是迫不及待地拾起姊妹篇《乡土重建》开始阅读。
但正如费老在后记中所言：「这两本集子虽则是同时写的，但性质上却属于两个层次。」
《乡土中国》勾勒出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更加学术、更加抽象、更加本质，也更成体系。
《乡土重建》则是面向费老身处时代的具体问题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其症结所在，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这些文章时事评论的性质更强，并且更加具体、更加落地，也更有针对性。
层次的不同，必然导致了前者更为隽永，而后者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这本书成书于1948年，当时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尚处于解放战争中的中国，其国情与现在自然是大相径庭。当年甚嚣尘上的那些国策之争，如今回望，有些已遗失在了历史之中，有些则被采纳而成为了历史本身。
作者首先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三种中国城市，一是以防卫为目的而建的“城”，二是从贸易中自然形成的“市镇”，三是具有租界和口岸的“商埠”。
这三种城市的共同点，就是本身没有足以供养自己的生产力，其中聚集的大量地主买办阶级都是单纯的消费者，他们从乡村中吸血，却没有发展足够的工业来反哺乡村。
这种乡村供养城市、城市压制乡村的不健康关系之所以还能维系，是因为「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尽管没有来自城市的工业产品反哺，乡村也能自给自足——虽然是一种匮乏的自给自足。
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乡村工业被西洋商贸打击即将消亡，土地也多因战乱荒废，而城市与地主阶级仍旧吸血不停。
「我们没有这种（西方经济崩溃式的）危机，有的是每个细胞逐渐在瘫痪。病害得重得多，是沉疴不是险症。」
围绕着如何振兴乡土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两大建议。
首先，进行土地革命，切断地主吸血的管道，让“耕者有其田”。如果不改变由乡村、农民单方面供养城市、地主的不健康关系，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无从谈起。
「如果特权阶层不自动地放弃特权，在和平的情势中获取另外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就将被迫放弃特权，在暴力的运用里，损失最大的也就将是这个阶层。」这正预言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番大动作。
第二步，则是要发展乡村工业，用农民节省出来的钱进行资本积累，自己掌握生产工具，为自己的利益发展工业。
作者清楚乡村工业只是一个“过渡期”，最终工业将向城市集中，「我倾向于先发展乡土工业，然后用这种工业里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去发展较大规模的重工业」。
但他依旧认为首先发展乡村工业是一个好的选择，原因有三：
一是当时的城市不具备马上可以从事生产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也只能从土地中来；
二是在乡村发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可以让从事生产的农民看到“光明的希望”，而在心理上更能吃苦来完成资本积累；
三是乡村工业这种分散而自发的行为更易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发展壮大，而「一个没有工业经验的国家，一上来就从国营入手是难于胜任的」。
回顾历史，很难不慨叹费老的远见卓识。建国七十年，摸索实践出的正是这样的发展模式，而其中不乏走了举国体制和计划经济等弯路带来的沉痛教训。
为确保这两个经济建议的实施，还需要一个“上通下达”双轨制政治机制。
「虽则我也认为在一个民主政府实现的初期最好不要太集权，太集权可能会使这种政府又变质。我承认事实上为了经济复兴需要的强迫，这个政府不能太不管事。这里要取得怎样一个平衡，我自己还没有答案。但是可以说的，政府权能的增加必须在人民控制得住的范围之内。如果要加强政府权能，必须先加强民主的机构，那也就是说，政治双轨同时加强。」
成书后，费老也曾自问：「我这本《乡土重建》能完全不成为一个幻想吗？……乡土要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走过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复兴，走过九十年代的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走过本世纪初全球化浪潮下的产业革命，如今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
如今大部分人民的日子已达到「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如今的城市已然是符合「以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人口密集的社区」标准的“都会”，如今的工业也已扎根各大城市的产业园中。
我想费老所思所念已然成真。
作者 费孝通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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