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读库》一共包含了八篇文章,分别是:《从“深蓝”到“深思”》《“简单”的大事件》《今人重建黄鹤楼》《我在北京派快件》《我在上海开出租》《新冠高考》《奥斯卡何以历久弥新》以及《〈四季〉录音编年史》。
本辑《读库》在编辑上有一种互文对照的感觉。多数文字我都特别喜欢。
《从“深蓝”到“深思”》讲人工智能,从“深蓝”到“深思”,介绍了人工智能战胜国际象棋、围棋顶尖选手的迭代进化过程。
《“简单”的大事件》承接上文,记录了一个围棋迷面对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心路历程。
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尤其是国际象棋或科技爱好者,也许会对发生在1997年5月的一个有趣事件留有记忆。在那个月里,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与IBM公司的超级电脑“深蓝”进行了总计六盘棋的对决,结果“深蓝”二胜三和一负,这是人工智能首次在国际象棋领域以总比分胜出的方式击败人类顶尖棋手,也意味着人类在一系列更简单的同类游戏中全军尽墨。
当然,从数学上讲,这类游戏的“沦陷”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它们属于所谓的“有完全信息的组合游戏”,其中“有完全信息”指的是不带概率,也不带隐藏信息,“组合游戏”则是指游戏的难度源自巨大的组合数(即源自每一步都必须从数量巨大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这一特点)。
在软硬件不够发达的年代,这类游戏所包含的巨大的组合数是人类直觉的驰骋空间,对人工智能则是门槛,阻挡了它的“入侵”。但这种阻挡注定是暂时的,因为在数学上可以证明,只要有足够强大的计算能力,任何“有完全信息的组合游戏”,要么双方都有必和策略,要么其中一方有必胜策略。
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任何“有完全信息的组合游戏”来说,一旦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超过某个门槛,游戏的胜负就会变得越来越“宿命”。其中,计算能力远逊于人工智能的人类的宿命只能是落败,虽然游戏越复杂,宿命可以越推迟。
继国际象棋之后,人工智能开始挑战人类流行的“有完全信息的组合游戏”中更加复杂的围棋。利用数学模型估算,围棋的复杂度,比国际象棋的复杂度高出约一万亿(总共要写二十九个“亿”)倍。当然,这一估算在很大的变通性,不同的研究者会采用不同的估算,但大致结果,尤其是围棋远比国际象棋复杂这一定性结论,是毫无疑义的。
2015年,总部位于英国的深度思维公司研发的初代AlphaGo开始与人类围棋手交战,随后不断更迭的AlphaGo将人类顶级棋手一一挑下马。
2016年3月,优化后的AlphaGo以4:1的总比分击败了人类顶尖棋手之一,曾经十四次荣膺世界冠军的韩国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正式攀上围棋世界的巅峰。
AlphaGo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战力,除计算能力超强外,还有一个很具“智能”色彩的特点,那就是它有强大的机器学习能力,可以进行自我学习。
从“深蓝”到“深思”,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一个缩影。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人工智能跨越了好几个里程碑,其中的某些结果甚至超出了最大胆的预测,可谓前途无量。
当然,目前的人工智能都还只具备特殊领域的特定能力,与全面模拟人类智能依然有不小的距离。但是随着人工智能被运用于人类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如搜索引擎、通信平台、智能交通控制系统、自动化行政或司法决策系统、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医学诊疗、智能家居、网络物理生产系统(工业4.0)以及军事领域。与人工智能协同运作的算法分析和决策系统的扩张也催生了新的监控和行为控制形式。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必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但不论社会的治理模式还是法律框架都还远未做好准备,这一切可能才是人类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而且关于人类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这样的思考,当然有其价值,但在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早已势不可挡的当下,也许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关进“制度”笼子里更加重要。
1978年5月,黄鹤楼重建工作重启,对外征集重建方案;七年后的1985年6月10日,消失了一百零一年的黄鹤楼开门迎客。
主持重建的中南设计院设计师向欣然说:“人不能凭空去凭吊那一番古迹,有一个楼阁在那里,人们的寄托情思就有个地方可以着落了,武汉也拥有了无可替代的地标。”
《今人重建黄鹤楼》写于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作者盘点了历史上几代黄鹤楼的建设,一代代的毁灭与重生,黄鹤楼忠实传承上一代的记忆,又不断开拓创新。
从建筑理念的角度,梁思成提出“不求原物长存”之说:“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且既安于新陈代谢之理,以自然生灭为定律;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未尝患原物之久暂,无使其永不残破之野心。如失慎焚毀亦视为灾异天遣,非材料工程之过。”
梁思成说得很明白,中国古代建筑师想得通透:没有什么材料永垂不朽,与其追求原物长存,不如顺应自然生灭,是故多用木材,少用石料,偏好重建,不耐修葺,旧去新来,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屡建屡毁,屡毁屡建,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普遍现象。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料为主。自古以来,黄鹤楼同样以木料作为主体建材,而今重修的黄鹤楼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寿命更长,不易着火。
据梁思成在《拙匠随笔》一书中考证,我们所已知道的中国最古的木建筑物是公元857年(唐代)造的,就是山西五台山豆村镇的一所大寺院佛光寺的大殿。佛光寺大殿下面有很高的台基。殿正面是一列柱子,柱子之上由雄大的斗拱托着瓦檐,木构组织简单壮硕。上面是中国所特有的那种四坡屋顶,体形简朴而气魄雄壮。内部斗拱由柱头一层层地挑出来,承在梁底,使得梁的跨度减少,不但使结构安全,并且达到高度的艺术效果,真是横跨如虹。这种拱起来略有曲度的梁,宋以后称作“月梁”,大概是像一弯新月的意思。
北京以东约85公里蓟县独乐寺中的一座观音阁,是第二个最古的木建筑。这座建筑物比刚才的那座大殿规模更大,而在塑形上有生动的轮廓线,耸立在全城之上。看起来它是两层,实际上是三层的楼阁,巍巍然,翼翼然,和我们在唐宋画中所见的最接近。这是辽代的建筑实物。它的建筑年代是公元984年。
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高66米,平面八角形,外表5层,内中包括暗楼4层,共有9层。这木塔建于辽代。它之所以能这样长期存在,说明了它在工程技术上的高度成就。在这个建筑上也应用了不同组合的斗拱来解决复杂的多层的结构问题。它是我国唯一的全木造的塔,又是最古的木结构之一,所以是我们的稀世之宝。
北宋木建筑遗物不多,山西太原晋祠圣母庙一组是现存重要建筑,建于11世纪。建筑的标准构材比唐、辽的轻巧,外檐出挑仍很宽,但是斗拱却小了一些,每组结合得很清楚,形状很秀丽。
宋画可作为研究宋代建筑的参考。它们虽然是画的,但有许多都非常准确,所有构件和它们的比例都画得很准确。《黄鹤楼图》就是其中一例。无疑的,宋代木建筑的艺术造型曾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明清的木构大建筑,北京故宫一组是最好的代表。北京故宫建筑的整体是明朝的杰作,但大部都在清朝重建过,只剩几座大殿是例外。太和殿是1695年(清康熙时)重建的。它的后面的中和、保和二殿,都还是明朝的建筑。
《我在北京派快递》和《我在上海开出租》都是普通人对生活的记录,不一样的是:《我在北京派快递》记录的更多是作者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上海开出租》记录的更多是作者开车过程中所载客人的故事。
这类记录文字我特别喜欢,普通人的故事往往更能打动人。
2008年的时候,我在考完司法考试后,曾经把自己从1997年7月离开校园参加工作到2007年底,这十年里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和思考,写过一篇几万定的长文发到网易博客上,在网易博客已经关站几年后,最近居然意外的读到了被网友在网络上转载的部分文字,想想可能像我一样,喜欢读普通人故事的人还是有的。
2013年的时候,我在秦皇岛工作,周末休息了就到处闲逛,有时偶遇空闲溜达、喜欢聊天的人,就会聊上个把小时,晚上回来有时候也会把聊天的内容简单记录下来,想着有一天也许可以整理成一篇篇记述普通人故事的文字,后来从秦皇岛来北京工作,在北京时单位搬过办公地点,我也多次搬家,随手记录在打印纸上的那几百页文字不知何时就散失了,而前些年各种事情太多,今年又主要把精力都放到了专业学习上,加之疫情影响,虽说周末仍有闲暇,但再也没有去闲逛,并和随缘遇到的人闲聊,但读读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我还是很喜欢的。
读这篇文字,也让我想到最近曾经读过的,美团研究院发布的一篇骑手就业情况报告,说实话,这篇报告的数据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虽然我知道骑手中有的人是兼职,但报告显示:在全部骑手当中,有高达40%的人是兼职的,他们平时有自己的主业。
那这些兼职骑手的主业都有哪些呢?报告显示:28%是工厂工人;有10%左右的兼职骑手,本职工作是专业技术人员,比如科研人员、工程师等等;还有10%左右是办公室白领,还有10%左右是创业者,另外还有5%左右是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除此之外,还有设计师、律师、导演等等。说实话,这样的数据真的出乎意料。
马国兴老师记录儿子马骁备战高考的文字同样是我喜欢的。
《读库1503》《读库1803》曾刊发过马国兴老师记录儿子马骁备战小升初及中考的文章,这篇文字算是延续。网络媒体定位这届考生是“生于非典,考于新冠”,新冠疫情是许多大人的启蒙课,也是许多孩子的成人礼。在《新冠高考》里马国兴老师总结说,2020年高考,除了因疫情延期,与往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家小孩也是2020年高考的,而我也曾计划着写篇类似的文字,早在去年小孩去大学报道时,就写完了大纲,但一直也没有开始写。读了马国兴老师的这篇文字,想着还是应该尽快写出来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我这让人“着急”的记性,估计很多当时的事情,当时的思考可能就忘记了。
作为全世界最负盛名、最受瞩目的电影奖,奥斯卡在其近百年历程中从未停止过革新演进。《奥斯卡何以历久弥新》一文详解了奥斯卡的会员构成、影片入围资格和评选机制,引述奥斯卡历史上的各种数据和经典案例,分析与之伴生的美国电影业态和社会状况,由此揭示奥斯卡为迈向公平公正之路所做的不懈努力和艰辛探索。
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电影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俞剑红在《美国电影业的成功经验与我国电影业的发展对策》(下文摘录部分内容)一文中,介绍了美国电影业的特征,可以从另一个视角佐证奥斯卡百年革新演进的成功。
美国电影业的特征是什么?
可以用一系列的“最”来概括:美国电影业有最系统、全面的产业政策,最科学的产业机制,最有竞争力的电影市场主体,最丰富的商业类型片,最完善的投融资体系,最先进的营销手段,最完整的产业链,最有权势、有创意的电影人,最先进的电影技术,最大的电影市场和最有影响力的奥斯卡奖。这些都是美国电影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拥有最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这一点无需赘述。
观众要看什么样的电影?观众真正要看的电影,是类型化的。现在的电影有爱情片、戏剧片、战争片、警匪片、科幻片、魔幻片、惊悚片、人物传记片,类型非常丰富,观众很迅速地就知道需要看什么类型的片子。电影实际上是艺术、技术与管理的完美结合。
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对电影的影响非常大。大家经常讨论数字技术怎么改变了电影的业态。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电影业进入了一个疲态,票房停滞不前,有影响的作品也不是特别多。正是因为出现了数字技术,才重新振兴了世界电影业。
此外,美国电影的营销经验非常足、非常成功,也就是所谓的极致营销。
卡梅隆为什么要和福克斯合作拍摄《阿凡达》?
斯皮尔伯格为什么和环球合作拍摄《侏罗纪公园》?
因为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表面上是一家制片公司,实际上是一家营销公司。它有两大重要职能:一个是投融资,另一个是营销。好莱坞的营销实现了立体化、集团化,媒体有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和新媒体,所以,无论是斯皮尔伯格还是卡梅隆,都要依赖于国际发行的营销。
《四季》是巴洛克时期协奏曲之父维瓦尔第的代表作,创作于1725年前后,每首曲子都附有一首十四行诗,音乐的乐句对应十四行诗的每一句。《四季》几乎可以说是自巴洛克以来最容易理解,也是目前最流行、最通俗的古典音乐。《〈四季〉录音编年史》一文梳理了《四季》的众多录音版本,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晚期风格,到六七十年代的巴洛克回归、八九十年代本真主义盛行,这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古典音乐在二十世纪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