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从晚清到民国，军政巨头、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轮番登场，然而他们以为自己掌握着人生和命运，但实际上只是穿着光鲜、颐指气使的提线木偶，被一种奇妙的关系所控制和左右。这就是历史的暗逻辑，它控制着人们的行为，左右着事件的走向。这一次，张鸣先生再一次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继续用精准犀利的文字，幽默剖析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小细节中的大主宰，深扒历史现象背后隐含的暗逻辑，告诉你一个真正的近代百年。
暗逻辑是什么逻辑？
可能和吴思先生说的，隐藏在正式规则、红头文件之下，实际支配官场运作的不成文的“潜规则”类似，是一种隐藏在明逻辑之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逻辑。
比如，我们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显而易见的明逻辑。而如果说一加一等于三，那就要看不同的人对暗逻辑的悟性了，要不然怎么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有的人说是鹿；而有的人说是马呢！
张鸣先生的这本新书，从晚清写到民国，军政要员、达官贵人，流氓文人粉墨登场，从小事入手写出历史背后隐含的暗逻辑，让我们在看多了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后，能了解更加真实的历史。
当然，书中的文字虽然一如既往的犀利幽默，但文字显得琐碎且欠缺系统性，好处就是读起来不费力，而正如克罗齐说的“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作者看似在写历史，其实同样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下的思考。
比如，作者写到“晚清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当时自然没有“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概念，但是，相关的内涵却早就有了。一个倒掉的洋务企业，任由机器烂掉没事儿，没有人说国有资产流失；一个濒临倒闭的洋务企业，明明可以挣钱，就是因为经营不善，天天赔钱，也没有人说是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你只要把它卖掉，那么，御史们的弹弹劾奏章，就会把你埋了，满朝文武都会骂你。其实类似的情况，今天同样是反复重演着。
不过，北洋时期是个媒体人做无冕之王的时代。其间，固然有像电视剧《那五》里演的那种借曝光讹人骗吃骗喝的记者，也有敢于主持正义、直言不讳的报人。当然，骂总统骂总理，也是家常便饭。如果报人在华界，当局还可能设法封他的报馆，而在租界，则基本上没辙了。
书中作者举了一个北洋时期的徐世昌总统被《国民日报》发表文章骂为“私生子”引发的事件。
1918年，徐世昌被中国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为总统，当时在国民党人看来是属于非法的。因为当时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尚未完成，第二届国会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国会选出的总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国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徐世昌是私生子》。意思是说，徐世昌这个总统，来路不明。平白给人骂为私生子，徐大总统不高兴。但是，《国民日报》办在上海的英租界，不能找人封报纸，只能请律师跟报纸打官司。由于此前这种事儿已经比较多了，所以，北京政府在上海请了洋人律师，专门打这种官司。一纸诉状告到英租界，说《国民日报》侮辱了中国的总统。白纸黑字，想赖也赖不掉。英租界的法官，判《国民日报》赔了200大洋。如果不认赔的话，可以坐牢。
没有想到，《时事新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是在娱乐版转的。那个洋律师食髓知味，闻着味儿把《时事新报》也给告了。可是，手下的助理却忙中出错，《时事新报》是在法租界注册的，洋律师的助理却到英租界把报纸给告了，传票由英租界的巡捕房送来。
当时的《时事新报》，经理是张云雷，一个国会议员，主编是张东荪。张云雷抓住洋律师的这个失误，给法租界的人下蛆，说这个律师看不起法国人，硬让英租界来管法租界的事儿。我们知道，法国和英国原本就有隔阂，在中国的法国人醋劲儿一直都很大，对英国的老大地位很是不满。这么一下蛆，等到官司在法租界法院开庭的时候，法国人就一屁股坐在了《时事新报》一边，派出律师帮着打官司。法租界当局的律师对那个替北京政府办事的洋律师说，张云雷是国会议员，按中国的法律，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随意控告的，你经过中国议会同意了吗？如果你还要坚持提告，那么请去北京跟中国的国会商议之后再说，如果国会同意，我们得把张云雷请来，来回的费用，需要你来支付。
洋律师替北京政府做事，本是要挣钱的，看这个架势，先要搭上很多钱，而且还没有把握赢，赔本的生意不做，于是就打了退堂鼓。就这样，《国民日报》骂总统，搭上了200大洋，而《时事新报》连一分钱的血都没出，骂也就白骂了。洋律师不告了，北京这边总统府也徒呼哀哉，什么办法也没有。
作者在文中调侃说，那时做大官，即使贵为总统，也是个糟心的事儿，脸皮要足够厚，肚皮也要足够大，用来装气。徐世昌是从晚清报禁打开的时候做大官的，挨骂已经有点儿习惯了，装着看不见就是。
当然，那时的报纸敢言，有着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不过总体来说，那时的媒体要比当下敢言些。
作者是书中介绍了国民党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
说实话，虽然我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看电影，但对国民党时期的电影业并不了解，一直以来都以为当时管控的十分严格，并没有多少真正有内容的影片可以上映。但读了作者的介绍，才知道原来国民党时期对电影的审查大体上还是比较宽松的。
一般来说，电影审查制度的出台，背后是一种社会对电影的道德忧虑，觉得电影带坏了年轻人，诲淫诲盗，特别是当时最火的武侠片《火烧红莲寺》，引得不少年轻人进山寻师练武，让一些家长冒火。所以，电影审查在当时主要是出于维护社会道德的考虑。同时，鉴于电影审查是跟文化界搭边的事儿，国民党政府主持这个事儿的人，不想因此事受贿，招文化界的批评，所以从一开始，就把它办成了一个不吃请、不受贿的清水衙门。
首先，所有申请审查的电影，无论是国产制片公司，还是电影进口商，都拿影片拷贝到指定的银行缴检查费，银行收费发号，这边按号的先后审查，不许加塞儿。银行跟检查委员会两条线，互不通问。
其次，电影检查由所有七个委员一起审片，审查通过与否，删减与否，均在会上表达理由，投票表决多数通过，最后，两个由中央党部派来的监察员也得签字，才能放行。
当然，制度的制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年的电影审查通过率非常之高，不怎么卡人，当然也就没有人贿赂。
在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主管的时代，只要外国片没有侮辱中国，没有过多的暴露和淫秽的镜头；中国片不宣传迷信，没特别的色情暴力镜头，大体上都可以通过。总的说来就是三个原则：维护国体，破除迷信，维持风化。
所以，大部分好莱坞电影，包括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城市之光》，以及著名的“左倾”电影《西线无战事》都被放行了，连苏联电影《夏伯阳》也进来了。日本电影进不来，主要是因为影片质量。而国产电影更是左翼进步电影的天下，《城市之夜》《马路天使》《桃花劫》等，都没有任何问题。只有《三个摩登女性》遭遇了来自党部的监察委员的阻击，但因为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找来了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让蔡元培看了电影发表意见，在蔡元培的压力下，两位监察委员只好签字放行。而外国电影《西线无战事》放行之后，一度遭到禁查，则是因为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觉得影片的名字碍眼。
即使在193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手电影检查委员会之后，虽然审查委员都换成了陈立夫的人，党性很强，特意强调不许煽动阶级斗争，强行注入意识形态观念，但是，紧了一些时日之后发现电影业一片萧条，最后依然放松。绝大部分左翼进步电影，依旧可以问世。电影界除了进口片之外，还是左翼电影人的天下。审查最多的关注，依旧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社会道德，在维持风化上下功夫。
显然，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国民党的电影审查制度，是不成功的。
作者在书中另一篇让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是对当下阅读的剖析。
今天的很多知识付费平台都提供一种“听书”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书评人，将一本书的精华内容进行整理缩写后在二、三十分钟内通过语音讲述出来。这样让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快速了解一本，但这种由别人消化之后来“反刍喂食”，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读书。
另外，今天已经被称为一个读图的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通过、影视来获取信息。但这些获得信息的渠道远远不及阅读，阅读可以促进人们思考。的确，阅读比起听讲，比起看、影视，都要费力一些，但正因为这个费力，才能逼得你边阅读边整合、分析、归纳，有时候，还需要查阅工具书和其他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也是一种创造，仅仅比写作低一点儿的创造。其实，很多的写作，包括学术研究，都是大量阅读之后的产物。
生物学研究表明，人作为动物界的一种异类生物，原因之一正是因为他们有阅读文字的能力，才逐渐进化的。显然，像作者说的，懒得阅读的人，大脑是有可能退化的。当今之世，人们每每感慨傻子越来越多，很多骗子，用一些上一代的骗术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我们新一代的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骗了，说明这种退化，还真是存在，而且大有蔓延之势。
仅记于2019年10月18日22时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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