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五名洞穴探险者遭遇山崩受困山洞，水尽粮绝；为了生存，大家约定抽签吃掉一人，牺牲一个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不过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结果恰好是威特摩尔被抽中。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这就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于1949年提出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
围绕罪与非罪、刑罚与执行、问责与赦免等一系列法律与道德的两难问题，五位大法官展开了精彩的陈述与激辩。在这些大法官的判词中，我们看到了美国法哲学的多样性，尤其是围绕法律解释方法的文本论与目的论的对峙。
1998年，美国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再度续写了洞穴的传奇。萨伯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案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见，他们真的有罪吗，请看十四位法官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各个流派的法哲学思想，有如一桌法哲学盛宴，让读者得以品味精彩动人的深邃思辨。
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生命？特别是，法律如何处置违法者的生命？
围绕洞穴奇案，这个极为宏大的哲学问题变得极为现实，近在咫尺。人活在世间，其生命的存续，具有世俗的神圣意义。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对人之生命权的优先保障。“不可杀人”，可谓古今中外的自然法定律。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人的生命价值又显得矛盾重重。正如洞穴奇案中大法官对谋杀者要不要定罪并判处绞刑的争论，彰显了一般性法律在处置特殊性事件时的局限和尴尬。
围绕案件的法律适用，14位法官分别亮出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这些法官的思想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种主义。
第一，理想主义。
如特朗帕特法官，他对生命价值持绝对神圣和平等的观点，并将之定性为法律的首要原则，凡与之违背的行为和律法都必须受到追究或废止。理想主义的司法哲学具有多元的统一性。福斯特法官坚持适用自然法与法律目的解释的观点，实际上隐含了另一种“理想”，即生命权应受契约自由约束，自愿达成的生死协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两种理想其实可以统一：人的生命神圣、平等、绝对而富有尊严，完整的生命权包括了通过契约合意处置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权利。
第二，现实主义。
如特鲁派尼法官赞同以行政赦免的方式减缓法律的严苛性，这实质上是借助政治特权保障生命权的现实主义主张。汉迪法官主张依据主流民意宣告被告无罪，这也是典型的法律现实主义态度。还有雷肯法官基于犯罪成本分析，认为判处被告有罪可以起到预防犯罪、节约社会成本的效用。这些观点的背后潜藏着对理想主义生命权原则的否定。在政治特权、大众感觉与社会成本面前，个人的生命是可免、可感、可控的客体，不具有绝对神圣的意义。
第三，形式主义。
这类观点认为，法律与道德应该截然二分，司法必须独立于政治过程、大众舆情，必须运用法律逻辑的形式推理判定被告的罪与非罪。由此展开的是围绕紧急避险、自我防卫是否成立的激烈辩论。在14位法官中，持形式主义哲学立场的占多数。
第四，实质主义。
当法律形式逻辑推理出现分歧难以定论时，弗兰克法官主张设身处地地判决，抛弃司法客观性的面具。
至于退出审理的唐丁法官和要求回避的邦德法官，前者因经济衡量陷入困惑，后者因道德立场主动避嫌，他们一个是现实主义者，一个是形式主义者。
这样的讨论看似像一场踢皮球的文字游戏，但其实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这是一场关于司法的功能和角色的讨论。是的，在多数情况下，法官只需根据现有的法律条文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即可。但现实往往是复杂的，而法律条文本身有着滞后性，那么遇到那些现有的法律规定不足以解决的疑难案件时，法官或者说司法应该如何认定，其实是一个现实问题。
反观当下中国的司法，虽然十八大以来推行的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具体的分析不适合深入展开，举例来说，虽然司法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舆论干预司法的情况仍存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标准仍常常被提起，司法独立更是无从谈起，我们的司法改革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仅记于2018年09月16日20时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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