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本期《读库》一共包含了八篇文章，分别是：《我家的奴隶》、《百鸟朝凤》、《软工矿》、《原田泰治和他的素朴画》、《知与名的奔突》、《雨中的泪水》、《位于“昨天”还是“明天”？》和《秤量天下才士》。
虽然没有了像上期的《未来的人会是怎样》和《〈十二怒汉〉与陪审团》这样我一直关注领域的文章，但一如既往的有趣耐读，像《软工矿》同样是用小事例写大题材，行文客观而聚集，从中看得出那个时代的世态人心。
《我家的奴隶》原刊于《大西洋》杂志2017年6月号，是已故普利策奖得主阿列克斯·提臧的作品，讲述了在他家为奴五十六年的菲律宾女人洛拉的故事。美联社评论说这段家族往事揭露了菲律宾奴役家仆的历史文化。
据有关资料记载，长久以来，菲律宾群岛最基本的、联系最紧密的社会政治单位只是一个个的大大小小的巴朗盖（一种由一个首领统治下的最大政治单元即村社或部落）。首领对自己巴朗盖内的人具有无上权力，对待他们就像随心所欲地对待随从那样，巴朗盖的居民对自己的生命、孩子和财产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样的社会类似于奴隶社会。
文中的洛拉，十八岁时，身无分文，没有上过学，为换取温饱，被提臧的外祖父当作礼物送给十二岁的提臧母亲，答应照顾她一辈子。当提臧一家迁往美国时，洛拉也被带着一起走了。没有哪个词比“奴隶”更能贴切地概括她的生活。
读到这篇文章也让我联想到《桃姐》。当然，《桃姐》中，桃姐早像家人一样了，而洛拉到老也还是家奴。不过这篇文章到适合拍成类似于《桃姐》的电影。
《百鸟朝凤》的作者陈晓斌祖籍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他的高祖父陈万全擅长数种乐器，在十九世纪初曾组建秦腔万全班，自任班主，家族中诸多长辈从事过这个行当，如今这些旧业早已无人继承。
《百鸟朝凤》是作者借着同名电影根据父辈的回忆和其他文史资料整理而成。艺人陈万全和戏班万全班，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将他们的身影放大，就是秦腔之声响彻西北的时代。像陈万全这样的民间艺人集农民、艺术家于一身，在田间劳作和乡间生活的同时，组成剧团游走表演，传达地方特色，是一种很好的底层艺术传播方式，比阳春白雪更接地气。
1966年初夏，在当时的大政治环境下，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本应在这一年毕业的六六届初、高中学生，包括应在1967年、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老三届”，顿时陷入无书可读无课可上的境地。在游荡了两年后，1968年下半年，为解决这些所谓“老三届”的就业问题，上海的工矿企业开闸招新。
上海当时有所谓“硬工矿”和“软工矿”的说法，前者指仪表局、机电局、轻工局等工业局所辖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工作岗位被认为技术性强，而且工作比较轻松；后者指纺织局、建工局、冶金局等工业局所辖的工厂，被认为是大多没什么技术，而且工作又累又脏。
《软工矿》一文记录了作者汤庆成身处其中的感受。可能说是非常“读库”的文章，用身边的小事例写大时代。
《知与名的奔突》详细回顾了因结核病研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罗伯特·科赫的学术生涯。科赫的一生曾闪耀着科学成就、严谨作风的光芒，也曾在求知和争名的奔突中陷入迷乱。
科赫脑子里一想到什么结论，总是忍不住同时想人家会有什么质疑。他不能让自己的结论禁不起质疑，于是就自己质疑自己，看看结论是不是有什么环节证据不足，如果有，就设计新的实验，看看这样的质疑是不是真能把自己的结论给否定。
科赫说，按照这几年对细菌致病的研究，我觉得，要证明这种病菌确实能导致结核病，必须满足这样一些条件：
第一，所有患结核病的人或者动物体内都能找到这种病菌，而健康的人体内没有这种病菌。
第二，这种病菌能从病灶中分离出来，在培养基里培养存活。这能证明它确实是一种病菌，而不是污染杂质。
第三，培养出纯系的菌株之后，再用它接种给实验动物，应该还能导致结核病。这样才能肯定，确实就是这种病菌导致结核病，而不是病灶的体液里夹带的什么毒素。
第四，如果确实能用培养出来的纯系病菌再次导致结核病，被感染的实验动物体内应该能再次找到这种病菌。
科赫说的这四条，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科赫法则”，该法则让医学界对细菌学研究找到了标准，于是接下来的那几年成为细菌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从1879年到1889年，微生物学家鉴别出白喉、肺炎、破伤风、脑膜炎、淋病、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大批致病菌。
去年是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上映三十五周年，《雨中的泪水》回顾了饰演复制人罗伊·贝蒂的荷兰演员鲁特格·豪尔参演《银翼杀手》的经历，再现三十六年前影片拍摄的过程。从文末的片场照中能感受到拍摄的艰辛与刺激。
去年上映的《银翼杀手2049》，应该算是向《银翼杀手》的致敬之作，该片由“科幻片教父”雷德利·斯科特监制，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该片虽然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最佳摄影奖，该片的豆瓣评分虽然比原作要高，但个人感受一般。
第一次有人受到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影响，是在十六世纪，麦哲伦率领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水手皮加菲塔发现“太阳偷走了我们的一天”。法国学者尼克尔•奥里斯姆提出，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地点，让环球旅行者去调整日期。随后，一些学者开始着手确定这个地点。《位于“昨天”还是“明天”？》梳理了几百年来人类确定这条国际日期变更线的过程。
史上才女辈出，才学与权位如此融会渗透，彼此烘托且互相彰显的，上官婉儿却是独一无二。王鹤在《秤量天下才士》中说，婉儿的文学才华与文治之功，部分消解了她“轻弄权势”的负面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