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作者：黄楚恒
作者简介：黄楚恒，书评影评人，曾在南方周末，电影册子等杂志投稿登稿，对于小说，电影有独特的见解，擅长写书评，深入了解中国七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影评长期受广播，刊物使用。
“这就是人世间，有一个人走向死亡，可是无限眷恋晚霞映照下的生活；另两个人寻欢作乐，可是不知道落日的余晖多美好。”当已过不惑之年的余华在其伏蛰十年之作《兄弟》中写下这句话中，文革已过去了二十余年 。他已不如当年那般锋芒毕露，所谓的文坛新锐也不再引人注目。直至，这本癫狂又肃穆的小说在国外泛起一阵又一阵的狂潮，国人才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个阴影里的笔者与医者。
七六年，“文革”的时代结束了，可文革像一只神话中面目狰狞、尖牙利爪的怪物走入现实，让每一个人心惊胆战，即便过去了也还是心有余悸。人们无法直接表达出一直以来心里的压抑与恐惧，况且十年里有太多的回忆和情绪需要记录下来，而只有文学才承载地下这一切。文革成了那时写作避不开的一个话题，如同“死亡”对于小说的意义。于是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横空出世，有了“知青文学”，又有了“寻根文学”、“伤痕文学”，再后来有了颠覆传统的“先锋文学”。“先锋文学”里有一个人，叫做余华。
那时的余华只是一个热衷于博尔赫斯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浙江青年，热衷于所谓的文学实验，人们称他是“先锋文学”里的杰出人物。十多年后，这位青年名躁世界，从《活着》到《在细雨中呼唤》，再到《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一部又一部的中国文学经典让他成为了国际文坛上一个不可磨灭的中国标志，他仿佛有讲不完的故事，写不完的讽刺。我曾以管中窥豹之意看过些许描绘文革时代的书籍，但无论是同时代的苏童、阿城的作品还是他自己的另外三部长篇，都不如《兄弟》来得那般一针见血、痛快淋漓——
六十多年前，在一个江南小镇刘镇，有一对异父兄弟——李光头和宋钢。在李光头出生的那天，他的生父为了在厕所偷看女人，结果掉进粪坑溺死。李光头和他的母亲李兰因此受尽他人歧视，成了镇上的笑柄，几近崩溃。在此时，同是单亲家庭的宋凡平和儿子宋钢挺身而出，屡屡帮助二人，宋凡平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正直刚毅且不惧一切，被李兰视为恩人，两人情意渐浓。几年后这两个半拉家结合成了一拉家，虽然这场婚姻遭到了镇上人们的鄙夷和嘲弄，但两人依然相爱甚笃，而李光头和宋钢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也十分投缘。
《兄弟》上部中，余华从宋钢父亲宋凡平之死就开始“烹调死亡的盛宴”。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在文革中被毫无人道的活活逼向死亡。宋凡平为了去接他的妻子违反了规定，被打死在火车站门口，无人收尸，直至年幼的兄弟俩艰难地认出地板上的死尸竟是自己的父亲。而他们的母亲也因忧成疾，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后事，只留下了两个孩子在长夜难明的世上艰难生存。
若说整本书是一本连续的悲剧，倒不如说，上部是一场在地狱中的旅行，没有阳光、没有希望的、只有血流成河，而下部则是一个让人沉湎其中、无法自拔的悲凉的黑色幽默。
在下部中，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宋钢所在的工厂破产，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在外闯荡多年。在这个时代里，穷者亡无立锥之地，富者却不只是田连阡陌。留在刘镇的李光头一手创办了公司，日进斗金夜夜笙歌，用挥霍不完的钞票游戏人生。宋钢是小人物的缩影，纵使倾尽全力也得不到命运的垂怜。最后，在命运的戏弄下，他一蹶不振，失去了生命的依托，在晚霞中怀着对生命的眷恋卧轨自杀。火车响声隆隆地从他腰部蹍过去了，他临终的眼睛里留下的最后景象，就是一只孤零零的海鸟飞翔在万花齐放里。
他自杀前，他的妻子林红和李光头正在同一张床上。宋钢在临死之前，了然一切，给林红和李光头都写了一封信。
信里宋钢对李光头说： “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宋钢的死让活着的两人反目成仇，烨痛不欲生。
故事的最后，林红放弃了所有，堕坑落堑，成了刘镇红灯区发廊的交际花“林姐”。李光头哀默大于心死，幻想有一天带着宋钢的骨灰登上太空，他说:“从此以后，我的兄弟宋钢就是外星人啦——”。
三十年光景，余华写的是时代更替间的天翻地覆，是平凡兄弟的一生，是每个国人的回忆。有人生，有人死，有人富，有人浑噩一世。在这逝水流年里，恰恰只剩下了片刻的欢娱和不幸。
人们说宋钢为林红而死，为李光头而死，是二人情感的欺诈让宋钢决心离世。但我却隐隐感觉二者不是凶手，宋钢和他父亲一样，是前一个时代的骄傲，却不能适应后一个时代里疯狂的演变。李光头也并没有错，他对宋钢、对林红抱有同样真挚的爱和悲悯，只不过他们都是时代的人质，被时代绑架——顺则昌，逆则亡，命运和道路摆在那里，任你接不接受，也只是为它驱使。李光头有所谓的大智慧，知道在这洪流中自己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此而已。余华用夸张滑稽的笔法来刻画，每一场讽刺都荒诞不经，让人初读时带着怀疑的讥笑，再读时却是沉闷压抑的苦笑。
余华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中国的巴尔扎克，法国人这么说。余华被誉为当代的查尔斯.狄更斯，德国人这么说。余华对历史进行清算，其中的讽刺会咬人，冷嘲热讽中充满苦楚，他的文字神奇又尖锐，壮丽又肮脏，他永远不敢在故事中太过纪实，人们便称他后现实主义。
他只是为我们描绘了现世暴行和狂妄自大的一切，他让人们想起了一个世纪前的鲁迅先生，同属学医出生，悲悯地为现实医病，两者皆是充满讽刺激情的战士，是对这个世界微存希望的梦想家，于是我们渐渐把他看成了这个时代的鲁迅。余华，一个写了有关禁欲、野心和社会堕落的小说家，他在这本粗俗且正义的小说中没有什么可顾忌的。当他以这种行为唾弃这个世界时，就不在乎行为是否良好了。
“《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后出生的产物，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现在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这四十年中，这是光怪陆离的事实，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是这两兄弟，他们的命运在时代的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随动乱的爆发而爆发，最后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就像每一个中国人一样。”
我曾以为只有极权时代才会信仰狂热，像德国的纳粹时代、和乔治奥威尔笔下的1984时代一样。后来我看到了菲茨杰拉德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个纸醉金迷、纵欲横流的爵士美国后，恍然大悟。人们所信仰的不一定是宗教与政治，不一定是战争，他们可以狂热于浮华的社交、转瞬即逝的钞票，狂热于盛大的晚会、百无聊赖的闹剧，周遭环境着影响每一个人，社会造就人生价值与生活的本质。原来，文革是，现代中国也是。
就像小说中描绘的两个中国，文革诞生出宋钢，现代诞生出李光头，一个温文儒雅而苦苦追求梦想，一个狡黠奸诈却沉溺纵欲，宋钢卧轨自杀，李光头游戏人生，代表了两个时代下所有的中国人，最后前者被后者代替，也被后者抛弃。我们是时代的产物，它教会我们站立，教会我们行走，也教会我们思考。正如斯蒂芬金所著的《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那个世界一样，体制塑造了我们，也囚禁了我们，让我们住进一堵堵高墙里，“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仇恨四周的高墙；缓缓地，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附它而生存。”它囚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理智，叫我们忘却自由，忘却思考，听命于它。
所有伟大的小说似乎都离不开死亡，或是在城市破旧市场里的角落，或是在别人的枪口之下。那么我们还要做梦吗，做那些对未来充满热血的梦吗？我想，是的。漫漫长夜，梦也无妨，碎也无妨，只求快乐。
哪怕一路上自由和思考都屡受挫折，那到最后我们也只能相信自己的灵魂了。“强者自救，圣者渡人”，于是就有了从时代手里逃出来的人—施陶芬贝格、苏菲·绍尔、芥川龙之介……还有，余华。
因而，纵使在昏暗的时代下，那些敏感的灵魂依旧在低头述说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