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 文 | 徐栖
我最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回避内容的输出。读书笔记是容易的——我可以搬运漂亮的观点却并不用动脑子，而写出一篇有逻辑有观点的内容，甚至是一篇短短的感想对我来说都无比痛苦，因为每到这个时候我就需要面对自己的平庸和完美主义之间的冲突，面对期望得到很多和不够努力之间的不可调和，面对坦白自己的耻辱，面对自己从小就非常在意社会评价从而希望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的那种心情，我需要花很大的勇气去接受自己。愤怒并不可怕也不痛苦，愤怒是带有快感的发泄，接受才是最苦的核。文字成为了我反思自己和接受自己的唯一途径，我厌弃它却又欲罢不能，我不能够像以前一样带着一份来自无知的勇气洋洋洒洒写一些自己认为还不错的观点，我不再喜欢很多以前十分在意的东西，我不确定自己的立场，我变得越来越羞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回忆以前并不十分在意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反思自己曾经被藏得很好现在却无处安放的情绪。对我来说，女性主义更像是一种像马克思主义或者精神分析一样的理论，它朝向现实，给人们提供一种（或许可行的/虚假的）解决方案，而只有你站在那个位置——当你是女性，你歇斯底里，你被压迫，你才能够发现它的好。
说远了。这种时刻剖析自己意识并进行忏悔的行为模式是我从“那不勒斯四部曲”里偷学来的。这是一本第一人称叙述的关于两个那不勒斯姑娘的成长故事。我在读到第二本的时候开始感到很激动，因为它的那份直白让我不安，关于莱农自己的每一丝情绪都被剖析得清楚明白，不管羞耻与否都只管摊开来给你看，这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天赋和勇气的行为——不仅因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体会到类似的情绪而并不能抽丝剥茧地辨析清楚，只会委屈得哭个不停，更是因为成为女人本身就意味着不坦白。我说的是波伏娃意义上的不坦白，那种自小萌发而在性发育期持续出现的因迷茫、羞耻和焦虑而产生的想要掩盖自己的愿望。莉拉在婚礼之后对斯特凡诺彻底绝望的片段让我忍不住复制下来发给了后老师：
“她喝了酒之后晕乎乎地思考着，我做了些什么啊？这枚金戒指是什么东西？这枚我戴在手上的发亮的圆环到底是什么？斯特凡诺也有一只，在他那多毛的手指上，在黑色的汗毛间闪闪发亮。她记得他穿泳衣的样子，就好像在海边看到的一样：宽阔的胸膛，硕大的头颅就像倒过来的碗。她回想过去，他没有任何一个细节能对她产生吸引力。他只是一个生物，她感觉无法与其共享任何东西，而他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嚅动着厚嘴唇，用手挠着硕大的耳垂，他常用叉子叉她盘中的食物，想尝一下。”
而我和后老师分享的原因是在我心里，后老师也是一个剖析自己情绪的天才，她那种闪着光的不确定的东西让她看起来特别美。然后我意识到那不勒斯四部曲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正是因为它的细腻和体量之巨大——它讲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不同的事件和情绪是如此丰富以至于总有一款适合你。我们会看到，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这还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范文——它涉及了几乎所有女性主义所关心的方面：政治权利、经济独立、身体的情感的纠缠甚至是女性主义的哲学困境。我读过很多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小说，那些小说的看起来很聪明甚至有点精明的作者想要画一张很大的饼把整个世界都加进来，但最后却虎头蛇尾（这是我非常喜欢村上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永远有耐心一个字一个字把故事说完）；我也读过一些描写细节但让人有点不舒服的小说，那些小说的故事情节背后总有一个聒噪的作者，太想跳出来告诉读者些看起来很重要的大道理。但那不勒斯系列都没有，描述本身是为了描述，像一个童叟无欺的小卖部老板。
另一个小说中让我很在意的事情是她关于抽象问题的具体把握。比如莱农本身从来没有怀疑过“读书”的正当性，但在她追求理性，渴望被启蒙的同时，也经历了每一个她向往的、有知识的人的“背面”，那些理性崩溃的瞬间——加利亚尼老师对出了书的自己的刻意忽视、被温文尔雅的彼得罗狠狠扇了一巴掌，更不要说娜迪雅对着莱农说“你们俩中间，我更喜欢她，你们是两坨狗屎，根本没法改造，你们是两个底层烂人的典型，但你会献媚，她不会。”作者用自己的方式写革命与乌托邦的理想、写二十世纪理性的崩溃，所以我们才得以在无比个性化的、特殊的经历中找寻自己的影子。
对我来说，我在那不勒斯系列中感受最深的是莱农始终在讨论“如何度过自己一生”的问题。我并不觉得莱农和莉拉是两个人——如果说莱农像是自我，那么莉拉就是本我和超我的混杂，是莱农不断想要回归和逃避却始终不能的他者。莱农在不断的，自我想象的线性前进中逐渐坍塌成围墙内的家庭主妇，而莉拉是鲜血淋漓却不断在战斗的莉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莉拉会脱口而出“别让我再读别的东西了，我不适合。我对你期望很高，我非常肯定，你能做得很好，我希望你做得更好，这是我最渴望的事儿。假如你不是很棒的话，那我是谁？我是谁呢？”我和莱农一样，都深深困扰于“无法在家庭中学习但又要努力学着专注”的问题，我无数次羡慕那些可以在家安安静静学习的人；她们两个都在寻找生活的“正确”方式——学习、结婚、闹革命，还是在工厂里日复一日地消耗自己？尽管故事不断在讨论这个命题，但同时却又一次次无疾而终。我想起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开头说的话：我们一方面厌恶生活的糟糕，另一方面却一直抱怨生命太短。或许这本书也好，女性主义也好，都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个世界上女性的困境：我们只能不断地讨论它，讨论它，再讨论它。
电影《安妮·霍尔》壁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