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小蚂蚁和小蜻蜓 2019-04-19
本周内容关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不过在开始这些内容之前我想先谈谈巴里这本书中关于自由人文主义的定义。
▼ 文 | 小蚁
巴里借助了一个“颇具影响的思想派别”的说法，将自由人文主义者作如下定义：如果你干的是文学批评，却不肯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或者其他什么主义者，那你八九不离十就是一个自由人文主义者。至于你自己承认与否，已不再重要。（4）
我个人对这样的定义稍微有些火大，因为它似乎并未给人留下反驳的余地，给人一种“说你是自由人文主义者你就是自由人文主义者，不是也是”的霸道态度（当然用“霸道”来形容又显得我有些偏激）。我之所以会对这个观点产生排斥，是因为我在学术探索的过程中，目前既在学习各家理论、各种主义，又在时刻提醒自己要跟它们保持距离（中立），不要轻易陷入任何一种“主义”当中，而巴里的定义给了我一种“无论如何也逃不开”的感觉。
不过在读过他的其他章节之后，我发现自己大概真的算不上是“自由人文主义者”（不是贬低自由人文主义者的意思，是说我配不上），因为我（虽然生活中偶尔胃口很小但）学术中胃口常常很大，既想研究结构主义关注的“鸡”，也想看看自由人文主义关注的“蛋”（而且最好是跨国的蛋），总之就是要研究“是什么样的鸡下了什么样的蛋以及国外的鸡是怎么样看这些蛋的”，而鸡自己怎么想的，不重要。
2.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曾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类思维方式，因为（作为一个有轻度强迫症的人）我曾经很喜欢表格和数据，认为它们条理清晰，容易说清楚问题。不过结构主义显然不单单是数据和表格。
结构主义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巴里认为其精髓在于它“坚信孤立的事物无法理解，观察必须在事物所构成的更大结构的语境中进行”（38）。这样做造成的结果是，意义不再是一个事物的“内部赋予”而是“外附于事物”，即把文本放到语境当中来理解。比如要研究一首诗，就要把它放在诗歌这个语境中；要研究一部电影，要把它放在电影、或者某种电影类型中。用巴里的话来说：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确定鸡的性质是最重要的任务，而对于自由人文主义者来说，对蛋做精细分析才是首要任务。（40）
结构主义思想起源于符号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 1857-1913)。索绪尔提出了三个语言学概念，进而影响到后来的结构主义，它们分别是：词语意义的任意性质、关系性质和建构性质。
首先，“我们赋予词语的意义具有彻底的任意性质，意义仅仅维系于规约之中”（40）。比如树这个事物，在中文中读成shù；日文中读成き（ki）；英文中读成tree，它们的发音截然不同，但所指相同。不过一些不同语言中类似的拟声词/象声词是“小小的例外”。
其次，词语意义的关系性质是说“没有哪个词语的意思可以脱离其他的词而得到孤立的界定，要界定某个词的意思，这取决于这个词同与之‘相邻’的词的关系”（42）。用一些词语的互相参照和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比如“男性”和“女性”；“黑夜”和“白天”；“善”和“恶”，这些词语互相参照、互相比较之后才显现出自身原本的意味（觉得这也是比较文学的意义所在呀）。索绪尔沿着这个概念进而提出“语言中没有固定的内在意义”，他以“8点25分的火车”这个例子来说明观点，认为“这趟火车的确定性就在于其在差异结构上的位置，它位于7点25分和9点25分两个班次之间，也就是说，其确定性完全是关系性的”（42）。我不是想反驳索绪尔“语言中没有固定的内在意义”的观点，不过他在这里举的例子我有些不能十分理解，因为在我看来构成“8点25分的火车”的是“8点25分”和“火车”两个要素，首先它要在8点25分进站，其次它得是火车（而不是一只鸟或者蚂蚁什么的，而且它的车号、颜色都不那么重要），只要这两点满足，它便是“8点25分的火车”。至于“7点25分的火车”和“9点25的火车”对它不构成直接的影响，就算其他的火车没有按时到来，就算不存在上面这两趟火车，也不影响“8点25分的火车”成为“8点25分的火车”。再次强调，我在这里质疑的是“8点25分的火车”和其他班次火车之间的关系性，而不是“词语意义的关系性质”或者“语言中没有固定的内在意义”这些原始观点。【当然，因为我没有读过索绪尔的原著，所以也不确定在这里我质疑的是索绪尔本人的观点还是巴里对其的理解】关于这一点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当有了语境关系和参照系之后“彻底重建的老街还可以叫老名字”，不过我对这一观点的引申疑问是：那些更新废弃电影院并重新更名的影院还是不是原来的影院？或者说它和原来的电影院是什么关系？（它还在原有的参照系/语境关系中，但拥有了新名字和新主人）
第三点，索绪尔认为“语言不单记录世界或给世界贴上标签，更构成了世界”（42），即语言建构世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如何表达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一件事物，比如站在不同的角度，“‘恐怖主义者’和‘自由战士’这对相反的表达方式，指的却可以是同一个人”（42）因为暂时没有客观中性的词来形容这个人，所以他者对词语的选择形成了对这个人的“建构”。另一个我想到的或许有中性客观表达的例子是，当我们形容人的呼吸系统的时候会说我们吸入氧气排出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表述），但也有人因而将二氧化碳称为“废气”，这颇有些人类中心主义的味道，因为毕竟对于很多植物来说氧气才是它们的“废气”；同样我们有时也会称硫化物为“有毒物质”，但一些深海生物却是以硫化物为食的。总之，语言的建构性决定了我们站在不同角度的叙述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和叙事学也有些关系），因而语言不仅仅描述现实它也参与构建现实。
索绪尔“区分作为系统或结构的语言和语言中的实际话语，前者称为语言（langue），而后者称为言语（parole）”，这一观念启发了其他结构主义者，并将结构主义从语言学扩展到文学等其他领域。比如列维-施特劳斯用结构主义观点解释神话，他认为“某个神话系列中的个别神话（言语）并没有独立、内在的意义。只有在考察了这个神话在整个系列（语言）中的位置，以及它同系列中其他神话的异同之后，才能理解它的含义”（45）。这便是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将个体置入更为广阔的结构语境中”（45）的过程。
结构主义早期另一重要人物是罗兰·巴特，同时结构主义也是巴特早期的关注重点。巴特在《神话学》一书中关注当时尚未得到“严肃的学术分析”（46）的领域，比如：拳击和决斗的区别，吃牛排和薯条的意义，雪铁龙轿车的风格，格列塔·嘉宝在荧幕上的面容，一位阿尔及利亚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杂志照片（46）等等。在巴特的结构主义式理解中，“拳击促发忍耐，有时这对于生存是必不可少；角斗则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善恶之间终极对抗的戏剧”（46）。巴特在这里采用的方法是“个别项目被‘结构化’，或者说‘被结构语境化’，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层层的意义暴露出来”（46）。
3.后结构主义和解构
后结构主义“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59）被认为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而不是延续，他们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在于他们认为，虽然结构主义的“思想体系建立于他们的语言观之上，却又不打算将其语言观推到极致”（59）。
“结构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语言不单单反应或记录世界，同时也建构世界，因此看见什么取决于如何去看”，而“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一信念的结构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及其不确定的世界”（59），即所谓“失去中心的宇宙”（60），在这里“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因为过去用来界定‘中心’，同时也界定着‘边缘’的一切概念都要么被‘解构’，要么被‘抽空’。”（60）对比比较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异同可以方便更好地理解和后结构主义是如何“解构”和“抽空”中心的。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主要有四点不同。首先它们的起源不同，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而后结构主义起源于哲学；其次它们使用的语气与风格不同，结构主义论文、著作带着“科学冷静”（61）的口吻，而后结构主义相较之下更“富于感情色彩”，“其目标是温暖的拥抱，而非冷漠的分离”（61）；其三，它们对语言的态度不同，结构主义者认为“世界是在语言中建构起来的，除了语言媒介之外，我们再无接近现实的途径”，而“后结构主义者则更倾向于本质论，坚持发掘结构主义语言观所带来的后果，最后得出的看法就是：现实就是文本”（61～62），因为我们无法掌控语言媒介并无法保证意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不会变质”（研究其过程中的变质现象是译介学的目的之一）；最后，二者的规划不同，简单来说就是结构主义坚持理性而后结构主义质疑理性。
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两位重量级学者是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以他的《作者之死》为分界线正式踏入后结构主义的阵营，所谓“作者之死的另一面就是读者的诞生”，“前者视作品为写作的产品，而后者则视文本为阅读的产物”（63）。即通过宣告“作者之死”结构了文本原有的权威/中心，从而将解释权交到读者的手上。
德里达在1966年做了一篇名为《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的演讲，这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的起点。德里达在该演讲中宣告“我们的理智世界正在‘失去中心’”，其结果是“世界上既无绝对可言，也找不到任何固定参照点，这就推翻了一系列以往被认为是更古不变之核心的观念，相对性成为世界的本质”（64）。将后结构主义应用到文学/文化批评研究中，会产生让“文本‘自己反对自己’，以暴露出那些被称为‘文本之潜意识’的意义，可能同文本的表面意义截然相反”（70）的效果。
图书信息：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彼得·巴里 著.杨建国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