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 文 | 徐栖
这一次不单读带来的是第三章——“他们”和“我们”。这一章具体分为三个部分，“他们”，“我们”和“万事忍让”。霍加特试图通过这三种关键词来描绘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体特性。
所以他首先提出的概念是：我们通过界定他者而成为我们自己。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是一个复合的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着政府官员、商人、警察…他们“可以因形势所需是外面阶级的任何人”（59），“特别是对于穷困潦倒的人来说，他们形成了一个模糊不清、但数量居多且有权有势的群体”（60）。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世界是有力的、残酷的，而他们是弱小的，需要时时忍耐的，他们会觉得自己经常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警察是用来监视自己而不是保护安全的（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在中国的平民文化里也是这样，妈妈会吓唬小孩子“如果再不听话警察叔叔就要来抓你了”，我想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历来对于国家机器的态度消极，而是一种平民文化的普遍特征）。虽然整体而言工人阶级的革命性/造反/破坏性都有很大程度上的降低，但总体来说，工人阶级看待“他们”的态度“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不信任。”（60）工人阶级对他人不抱有幻想，所以他们也并不想成为官员，因为这会使得他们成为他者。
作者认为（在这本书里虽然有很多数据和社会学调查作为支撑，但同时也有非常频繁地“我认为”出现。这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了吧）在“我们/他们”问题上态度强烈的是那些超过35岁，经历了30年代失业状况的人。作者认为，这背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个体的、家庭中的责任和“作为民主制度中的公民所承担的责任”。而家庭氛围浓厚的工人阶级，他们对后一种责任是没有概念的，公民责任超出了工人阶级的认知范围，也导致了他们的他者意识的树立。
于此同时的，是工人阶级在对待他者时非常在意尊严，这种尊严我觉得可以理解为源于“耻辱感”的一种对于自己的独立意识，工人阶级通过建立独立的意识而建立“自我”——所以他们尽量不赊账，同时面对其他阶级的时候敷衍了事或保持沉默，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声称‘我独自相处’的背后可能是一种受伤的自尊。很难相信一位出身其他阶级的来访者会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一个人所遇困难的全部细节——人们所担忧的并非是‘使你自己难堪’，而是保卫自己以抵制恩赐。”（66）
第二部分作者试图论述工人阶级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首先来源于空间上的临近——大家的住房都挤在一起。当然这也是一种非常自觉的群体意识，一种大家都认为需要互帮互助的团结意识，一种认为“有再多的金钱也没有家好”的意识，这种意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这种雄心壮志缺乏施展的空间中更加容易实现。群体所带来的温暖会使得离开阶级的人们怀念甚至寻找替代性的解决方案——那些白手起家的有钱人/暴发户更愿意加入观看足球比赛的人群中去。作者认为“群体是用来反对变革思想的。它所起的作用不限于此：它强加给其成员一种巨大的、有时是苛刻的压力以使之服从。”（71）
这样一种团体无疑具有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一方面体现在对他者的不信任（就像中国乡土社会不相信陌生人那样），另一方面表现为内部成员之间相互的观察与被观察——每个人对于社区内成员的生活状况都几乎了如指掌，而群体成员超越群体观念行事（比如“举止高雅”）会不被欢迎。在这样的群体中，吵架甚至自杀都毫无疑问会成为群体事件（这一点在马未都的关于建国初部队大院的叙述中屡屡出现，也就是那个关于打孩子的时候邻居劝架说“差不多就行了”的故事）。
第三部分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如何看待生活、如何面对生活，其中的关键词当然是“万事忍让。”霍加特首先在整体的层面上对于这种“万事忍让”进行了讨论，而后又通过“酒”和“性”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刚看过《四个春天》，我觉得这部电影里想要传达的和霍加特想说的其实是很相似的东西，都是关于底层人民对于生活的观念——那种“认为这个世界似乎邀请我们去承担”（78）的观念。霍加特认为工人阶级的宽容“既源自慈悲，因为所有人都同处在较低的位置，也源自那种状况所造成的更大的非理想主义。更多的毫无期望之事促使人们对道德上的愤怒反应迟钝：毕竟，招来麻烦没什么好的。”（80）他还指出，“工人阶级的禁欲主义是一种自我保护，以便不在人类面前总是卑躬屈膝。”（79）
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霍加特的叙述我联想起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群体体验，这些体验告诉我，民主社会里牛奶吃面包长大的英国的工人阶级和亚欧大陆最东头的我们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