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文 | 徐栖
最近因为有一篇论文很急，但是又实在不知道该写一些什么，所以我就胡乱找戴爷的文章看来着。看来看去也并没有理出思路，感觉最近脑子真的有点短路了，或者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地不努力吧……读书笔记什么的我现在写起来倒是越来越驾轻就熟，拾人牙慧总是一件让我这样虚伪的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很有收获又不用动脑子，很好的。但是就像前段时间开题的时候被批评的那样，如何把别人的想法变成自己的思路，这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戴爷在这本书里——至少是前几篇文章里很明显的一个脉络是借由某种理论来讨论电影史，但理论对于中国向来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即刻生效的——理论本身与历史的碰撞总会伴随许多个需要被讨论的缝隙而来。这是理论的本土化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戴爷的文章对于我们这样深谙“套路”的学理论的同（zha）学（zha）来说简直是范文一样的存在呀。
雾中风景
与《雾中风景》相平行的是戴爷关于六十年代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要搞明白的一件事其实是“透过世界触摸中国六十年代/中国的革命实践何以可能”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封闭的姿态——事实上，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通常需要保持向内的状态以处理自身的多重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一战之后的苏联并非本身具有“红色威胁”性质的原因——是右翼极权势力而并非苏联在两次大战之间蠢蠢欲动——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的六十年代正如戴爷所说是一种“民族自白”而非杰姆逊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文本。但另一方面，即使在冷战造成的铁幕格局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全球化趋势也从未停止它的步伐：世界是且将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或许有机会通过世界，通过六十年代“从第三世界发现历史”的立场试图寻找中国六十年代的痕迹。
“使用空间式的线索去思考中国的另一重面向的原因是，我们站在时间的脉络中，站在中国的当下想象中国的六十年代是行不通的。因为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一直在第三世界立场中打转，当下关于六十年代的叙述是关于“史前史”的叙述，其中充满着错位，他们是各个不同版本的涂抹和改写。在这种情况下，从世界看中国反而是一种可能的路径。第三世界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史中表现为第四代导演的问题，表现为乡村和城市的问题，“一边是决定论、阶段论的线性历史观，其核心话语在于人类进步，以及对于人性、科学与工业文明的信赖。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正是对古老农业社会的拯救。…而另一边则是民族的古老的自然历史观，一种声声相息、代代相传的生存，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谐，一份平实、质朴醇厚的人情。”（P56）第四代导演在电影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双重立场问题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现代化的棘手问题通过“一块屏幕”就得以放大。因此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是进步论意义上的进步，但同时也是一种陷落，庞大中国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从某一种乌托邦实践陷落到十九世纪科学理性的现代化梦魇之中。理性在二十世纪因二战而陷落，却在中国新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可以愈加清晰得看到来自第一世界的力量，科学理性的力量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带来弊端，各种矛盾依然存在，但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在国家层面都是想象性的，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我们建立起了一种关于“复兴”的民族叙述，一种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叙述，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成为了现代性本身的解决方案，我们用科学的理性的方式淹没了中国的第三世界特征。
六十年代的中国对于当下来说是浩劫，这也是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当然六十年代的中国也并不是费孝通意义上的乡土中国，那个传统的、三纲五常的三妻四妾的传统中国。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文本，是样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