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今天跟大家分享《想象的共同体》的第二卷后三章，这部分笔记主要还是对书本内容的梳理。阅读过程中产生一些细碎且不成熟的疑问，思考了一下还是没有放在这篇笔记中，觉得还是等想法再成熟一些再写出来吧。
▼文 | 小蚁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
“当美洲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终于划下了句号时，欧洲的民族主义年代也随即揭开了序幕”，但是欧洲的民族主义性格与美洲的前辈们相比，有不同之处。“第一，在几乎所有这些民族主义中，‘民族的印刷语言’都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而西班牙语和英语在革命的美洲从来就不是议题。第二，他们全都得参照远方的——以及在法国大革命的骚动后，不那么远的——先行者所提供的可见的模式而行动。”即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参照已有的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并演变的，不过我们要注意，“‘民族’是一个不可能享有专利的发明”，因此它在各个国家散布、演变的同时也可能被“未曾与预期的人所盗用”。
约翰·哥特弗利德·冯·赫德曾宣称：“因为每一个民族就是民族；它有它的民族文化，例如它的语言。”他提出的这一民族概念曾经“在19世纪的欧洲有广泛的影响力”，但这是一种“纯属欧洲的和语言的私有财产权结合的民族概念”。换言之，这一民族概念不包括“中国、日本、东南亚与印度次大陆”等“存在于伊甸园之外，而且无法被同化到伊甸园之中”的系谱。
霍布斯鲍姆观察到：“直到拿破仑这个后革命时期的人物出现以前，法国革命根本没有产生过我们在20世纪的革命中所常见的那种‘领袖’。”“然而一旦它发生了，它就进入了印刷品那具有累积性的记忆中。”“在美洲的波涛之中，民族国家、共和制度、共同公民权、人民主权、国旗和国歌这些想象的现实（imagined realities）一一涌现，而与其相对立的概念如王朝制帝国、君主制度、专制主义、臣民身份、世袭贵族、奴隶制和犹太人贫民区（ghetto）等则尽皆遭到清算。”安德森这里似乎是想说，欧洲的民主主义是借鉴了美洲的这种“可供盗版的‘该’（the）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式’”，不过“早期欧洲民族主义就算是由最后的社会集团来负责领导煽动群众的，他们的‘民粹主义’的性格也较美洲来得深刻”。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欧洲的辞典编纂学的革命创造并扩散了一种信念：“语言（至少在欧洲）可以说是相当特定的集团的个人财产，而且，这些被想象为共同体的集团有权在相互友爱的对等集团之间占有一个自主的位置。”另一方面，“因为到了19世纪中叶时所有的君主都在使用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也因为民族的理念在全欧各地迅速上升的威望，我们可以察觉到在欧洲-地中海区域的君主制国家有向着一个正在对他们招手的民族认同悄悄接近的趋势”。“一方面，这些新的认同撑住了在资本主义、怀疑主义和科学的年代里，越来越难以在推定的神圣性与纯粹的古老这两个基础上安稳立足的政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们也造成了新的危险”，即“欧洲诸王朝的‘归化’（naturalizations）最终导致了以沙皇的俄罗斯化政策（Russification）为其最著名的例子，而被塞顿·华生辛辣地称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的出现”。“对这些‘官方民族主义’最好的诠释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同时结合规划与保存王朝的权利，特别是它们对从中世纪开始累积起来的广大的多语领土的统治权的手段，或者，换个表达方式来说，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举例而言，对于英国官方民族主义来说“帝国与民族内在的互不相容”是其根本矛盾。
就日本来说，明治政府的官方民族主义之所以得以井然有序地被布局，是因为明治人在大环境之下“还得到了三个半偶然的因素的帮助。第一，由于幕府维持了两个半世纪的孤立与国内的平静而形成的日本在‘族群文化’上相对较高的同质性”；“第二，天皇家所独有的古老性，以及其富于象征意义的日本属性（Japanese-ness），使得天皇极易为官方民族主义所用”；“第三，野蛮人的入侵时如此的突如其来，如此的强大而具有威胁性，以致大多数人民中的政治觉醒者相率群起支持以新的民族架构所构思出来的国防计划”。
另一种官方民族主义会存在一种“帝国式的”想象。具体而言，“被辞典编纂学和印刷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那些新型的想象的共同体不知怎么地总是把自己想得很古老。在一个‘历史’本身还普遍是由一条叙述（narrative）之线所串成的一颗颗珍珠的年代，人们明显会忍不住想要从古代的王朝中解读这个共同体的过去”。
第七章 最后一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盛极一时的王朝制时代划下了句号。”“取柏林会议而代之的是将非欧洲人排除在外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从此以降，民族国家变成了正当性如此之高的国际规范，以致在国联里面连幸存的帝国强权也逐渐卸下帝国制服而改穿民族的服装了。”二战之后“为数甚多的（主要是非欧洲的）民族到头来却拥有欧洲的语言”，“它们也袭取了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的热烈的民粹主义，以及官方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化式的政策取向”，而引导这些国家作此选择的原因是“美洲人和欧洲人已安然度过了复杂的历史时期，而这段经历如今到处都被引为模范来加以想象，同时也因为它们所使用的国家语言是帝国主义者的官方民族主义之遗泽”。
在20世纪晚期，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收音机和电视，带给了印刷术一个世纪以前不可多得的盟友。多语的广播能够在文盲和有着不同母语的人口中召唤出想象的共同体”。同时，“20世纪的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深刻的模式化的特性。它们能够援引超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人类经验与三种较早的民族主义的模型。因而民族主义领袖如今已能刻意地部署运用以官方民族主义为模型的文武教育体系，以19世纪欧洲的民众性民族主义为模型的选举，政党组织和文化庆典，以及被南北美洲带进这个世界的公民-共和的理念。最重要的是，‘民族’这个理念现在几乎已经牢牢地固着在所有印刷语言之中，而民族的属性也几乎无法从政治意识中分离出来了”。
本章所说的“最后一波”民族主义“大多发生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这种民族主义“就起源而论乃是对工业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新式全球帝国主义的一个反应”，“然而经由印刷品的散步，资本主义协助在欧洲创造出群众性的、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则从根本上腐蚀了历史悠久的王朝原则，并且煽动了每一个力有所及的王朝去进行自我归化”。
出典：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美] 吴叡人[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Kindle 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