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这本《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已经读到第4周，这周必须为这本书作结。今天谈到的内容是道长在《一千零一夜》中没有提到的，关于战争时期日本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据此联想到一些有关二战的日本电影（无论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文 | 小蚁
这一部分，鹤见俊辅将战争时期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同时期英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相比较，认为从国情来看日本和英国曾经都“不具备保障众多人口生存所必需的充足的食品的生产能力”[1]，这是两国的相似之处，但战争时期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相异之处。
其一表现在两国配机制合理性的差别上，具体而言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食品的价格仅提高20%，若去除政府补贴部分也只增长50%（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食品价格提高130%左右），更令人吃惊的是，战争结束时，生存下来的英国人比战争初期更加健康，同时，主妇们对各种食品的质量和作用（比如哪些食品有益于家人增强体力和精力且又不染病）更加了解。日本于1941年4月开始对主食大米实行配机制，不久配机制便扩展到副食、调料等食品上。从厚生省发布的数据来看，1941～1945年政府保障供应的从事普通工作的男青年的食品热量从每天2400卡降至每天1783卡。
为了弥补配给的不足，主妇们不得不进行黑市交易，这种黑市交易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亲戚熟人之间以物易物的交易，一种是纯商业性的黑市交易。主妇们一方面要打通关系购买黑市上的生活必需品，一方面为了领取政府配给的衣物和食品而不得不去排很长时间的队，此外她们还要出席邻组例会、在院子里挖放空壕、参加放空演习等。妇女之所以必需操持这一切，是因为战争时期的青壮年男性都被抓去当兵或被征用到军需工厂劳动（这些男性占当时日本全部男性人口的20%），而留在家中的女性等于恢复了明治以前农民、渔民、商人的妻子的传统。当“代表男性立场的，一直向她们发号施令的日本帝国政府投降”，“并且，男性们失去了自信心”，“而妇女们还象以前一样”，“继续做着日常的工作”[2]。鹤见俊辅明确表示：“妇女对宣战没有责任”，“她们并不熟悉美化战争的政治语言”，她们“在战争时期本来就没有投票权”[3]。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看到的一点是，正是这些对于宣战没有责任的女性，成为了大部分战后日本回忆二战电影的主角，比如《在这世界的角落》《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二十四只眼睛》等，这些与战争联系得既紧密又疏离的女性角色很容易引起日本普通民众的共鸣，同时也规避了对战争责任的讨论。
战时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与英国的另一个区别，在于日本政府设立的邻组制的作用。设计邻组制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宣传教育国民，以便顺利推行配机制。邻组制的想法来自一种德川幕府时代的居民组织，其起初的意愿还包含邻居间相互扶助的意思，然而从1938～1947年实行的邻组制度并未能实现其意图。该组织成立之后“马上就被中央政府上层官僚和陆军军人所操纵，成为这些官僚和军人监视市民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的机构”[4]。邻组的工作具体而言是他们“欲图从自己周围发现异国的形态，并对具有这种形态的人施加压力，激发他们对国体的认识，并使之成为所谓真正的‘爱国者’”[5]。
通过原子弹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互相交战的国家，彼此互补对话，但通过由国家的特性所体现出来的一种遥远的灵媒信息似的东西，一同有着背着各自国民而一直隐藏着的事情”，“我们从国家不希望让国民了解这一角度，反而可以看到国家的性格”[6]。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后，日本“报界向日本国民报道说美国对日本人使用了新式炸弹”但“关于这种炸弹的巨大破坏力这一重要的情况，大本营和新闻部门均未介绍。日本政府投降之后，美军派专家到广岛和长崎，确认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但是，在美军占领结束之后，即1952年以后，日本国民才知道这种原子弹爆炸的破坏力的真实情况”[7]。美军占领时期，原子弹轰炸幸存下来的人中曾经有人打算以个人出版图书的办法发表证言，但这样的形式也受到美国占领军的检查而被禁止发行（日本电影公司制作的纪录片也遭到类似的情况）。“美国占领军当局认为公布这些记录，对他们实行占领不利。他们的判断或许是正确的，因为占领军作为具有善良的人性的民主主义者的形象，与给广岛和长崎市民造成的惨祸是不相称的。”[8]
赫伯特·菲斯在《原子弹轰炸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96）书中得出结论：“即使美国不向日本投下原子弹，而且即使苏联不参战，即使美国不计划、不决定对日本进行登陆作战，日本恐怕在1945年11月1日以前也是要投降的”，“日本投降后不久，由美国派到日本的专家所写的确认和估价美国空军的实际进攻能力及其效果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个结论”[9]。然而菲斯本人仍然认为，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这样可以尽速结束战争的痛苦，挽救许多人的生命。然而鹤见俊辅对此观点抱有疑问，认为菲斯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鹤见本人认为美军之所以没有等待，是因为一方面原子弹可以满足美国内部的舆论，尽早结束战争，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当时打算与苏联进行竞争的话，美国政府就不会等待”。如此看来，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便“不单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同时也可以说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然而，这是美国政府并不想承认的事实”[10]。法国记者罗伯特·奇兰在《日本与战争》（1979）书中提出疑问：“白种人敢向非有色人种的人使用原子弹吗？”人们可以预料到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作为一个白种人记者，他认为在美国领导人心目中无意识地存在着种族歧视的观念，因而这也促使他们轻易地作出向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11]
[1]鹤见俊辅 著. 高海宽 张义素译.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p112.
[2]同上.p115.[3]同上。[4]同上.p117.[5]同上.p119.
[6]同上.p127.[7]同上。[8]同上.p128.
[9]同上.p129.[10]同上.p130.[11]同上.p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