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本周三是小蚁的特别更新日，为了弥补上周日的临时缺席。这次继续跟大家分享《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这本页书不多的小书读起来意外地耗时，这次阅读的收获之一是我在一些观点上开始与作者有了比较大的分歧，有时甚至忍不住跳出来提出质疑。
▼文 | 小蚁
另一个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日本政治史中曾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是国体，关于这个概念，可以在文化上从锁国性特征的延长线上来解释。“国体”一词原用来表示“日本民族具有的特有的推动力”，也可将其理解为日本民族所继承下来的传统，只是后来历史未能按照其原意解释的方向发展。在明治宪法发布之前，伊藤博文与其专职助手金子坚太郎曾就国体问题展开争论，伊藤认为“国体并非仅为日本所有，其他各国也各有其国体”，金子的意见则与其相反，认为这是日本特有的东西。“金子的这种主张，在战争时期的日本，正是日本政府认为是正统的立场，而没有可作其他解释的余地。”[1]
1931年之前日本教育体系明确分为两种，即小学教育与士兵教育采用以日本神话为主的世界观教育；大学等高等教育中采用的教育方针以欧洲为样板。在明治时期决策人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关于“国家统一的宗教的密教部分与显教部分的信徒训练”[2]（如今的小学教育与高等教育似乎仍然呈现着类似的分歧，比如小学通常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教导小孩子要融入集体〈这可能也是方便小学老师进行集体管理〉，而上了大学〈尤其研究生之后〉老师们便开始担心学生过分没有个性〈其实是没有自己想法〉的问题）。国家宗教的密教部分曾受到欧洲文明的强烈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政府设计制造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形态中，改编了关于皇室的传说。比如，阅读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可知，“天皇与其祖先诸神曾屡犯错误，按照世俗的动机而互相牵制，互相斗争或失败。对于这种愚行，并未被认为是羞耻之事，而照样流传下来”，而当神道被赋予了与基督教相似的作用之后，神教便“具有了色彩浓厚的单一神教的性质。这样，便出现了没有犯过错误的天皇形象。这种形象在明治时代与大正时代，具有象征性的作用”[3]。当这种思想被系统地灌输到国民的头脑中之后，天皇所发表的勅语便成为国民判断善恶的价值标准。（这些勅语以1946年1月1日天皇发表的人的宣言〈人間宣言〉而告终）
国体问题导致明治以后的政府一方面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同时也具有神政政治的性质。民主与神政的结合是值得关注的一点。根据丸山真男的评述，日本人的政治活动可分为三种：神舆、官僚和不法分子，其中神舆象征着权威，官僚象征着权力，不法分子则代表了暴力。[4]而在战争期间，政府曾发布非常时期宣言，“欲图以各种法律手段来统一国民的思想”，但“对于政府领导的战争及对言论的控制”始终都有异议的呼声。日本政府在战争时期为国民灌输的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以现实中的人之神的天皇的正确性为核心的国体观点”，而这种观点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瓦解，“日本国家宗教的显教部分吞噬了其密教部分，而使日本国家以前的创立者们的构想遭到了毁坏”[5]。在国体概念产生变化的同时，日本又恢复了锁国性的形态，因为“只要日本被海包围着，完全没有陆地国界，讲同一种语言，密集的人口生存在狭窄的岛屿上，锁国性就不能简单地被消除掉”[6]。
“大亚洲”的概念指的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能和平共处的一种理想的共同体”[7]。这个概念下暗含的是一种欲“将速成学习到的西洋文明方式强加给中国与朝鲜”的“以文明的代表着自居”的态度。其后于战争期前，日本依据军事上的需要再次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根据当时外物大臣松冈洋右（1880-1946）于1940年8月1日发表的声明，其范围是“日本与满洲国和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及荷属印度”[8]。其目的是“为了保住1931年以后靠军事行动所获得的利益”。但是，由于“满洲国”成立之时东条英机便掌握了权力，因此主张“建立日本、中国及‘满洲国’在平等基础上友好关系”的石原莞尔被赶下台（东条看来，石原的构想含有谋反意图）。
1937年近卫公爵担任日本首相之后，近卫的老同学后藤隆之助创办昭和研究会，“该组织对当时军国主义逐渐滑向危险方向的倾向，起到一种牵制的作用”[9]。同时后藤还愿意吸收“能坚定地坚持反对日本出现的军事独裁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与自由主义派学者，尾崎秀实（1901-1944）便是其中的代表。鹤见俊辅认为，尾崎是一位独立的共产主义者，他与日本共产党、苏联等国际上的共产党并没有联系，同时他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有着很深的共鸣，是一位接近于民族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换言之，“他内在的大亚洲思想，是他本人独自形成并发展起来的”[10]。
当大亚洲的观念被政府纲领采纳，政府开始组织、发表了很多宣扬大亚洲思想的声明、仪式和会议。当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对战争的命名，在此之前日本在亚洲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已经进行了10年，而这次正式宣战之后则必须为这一战争状态命名。最终，政府排除了太平洋战争、对美英战争等名称，最终选定为“大东亚战争”。（因为其他候选的名称没有包括导致这次宣布的心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与中国持续着的战争状态。[11]）当战争将近结束、胜利已经无望时，日本政府决定允许亚洲各民族独立。其后，自1943年8月起缅甸、新加坡、菲律宾先后获得自由。不过，战后评论家松村健一认为，“在目前的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中，具有比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战争目的更有效、更稳定的现实形态”，在东南亚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中，以日本为中心的这种片面倾向的特性，仍然具有在战争时期所试行的模式。[12]
关于宗教，日本人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在宗教论述中神道与佛教被明确分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但对于这两种宗教的区别日本人却并不认真地加以考虑，甚至它们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几乎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也都以类似的形式融合在日本式的宗教思想中。以圣诞节为例，这个节日已经作为时令节日而被纳入日本的岁时记中，鹤见俊辅认为“日本人每年可以在仅有的这一天成为基督教徒，（略）并对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产生共同的感受”[13]（不过我觉得这里缺少一定的说服力，庆祝圣诞节并不能说就一定是基督徒，就像如今世界普遍使用的公元纪年一样，或许它与基督教紧密相关，但使用这种纪年方式的人们多数已经淡忘它与宗教的关系）。
近代日本实行锁国制度之后，生存在当时日本的基督徒同样面临或转向，或殉教，或隐居山野的命运，直到1873年明治新政府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令。在宗教问题严峻的年份里，有些人一边装傻一边保持着他们的信仰，关于这种隐匿的信徒的数量，至今也没有确切的数字。在战后的解放感中重新的翻译的圣经文体更加流畅，思想性上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比如父之神现身叱责耶稣：不正是为了你，数万幼儿才丧失了生命的吗？因此，为了这些孩子的来世，你必须承受苦难，你必须抛弃生命[14]。耶稣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同时这种承受苦难的方式正是日本人式的作法。“这种感受，与在1931年开始的15年战争中推动了日本人、浸泡了日本人的那种感情相似；使人感到在那场15年战争中经受苦难而未抛弃自己的信仰的基督教徒的感情，与在德川时代的200年中的锁国期间一直保护其信仰的隐匿的天主教徒的感情相似。在这个意义上，五岛列岛所流传的福音书与现在所讲的战争时期的精神史，在思想深层有着相通之处。”[15]
[1]鹤见俊辅 著. 高海宽 张义素译.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p31.
[2]同上.p31.[3]同上.p34.[4]同上.pp36~37[5]同上.p39.
[6]同上.p41.[7]同上.p42.[8]同上.p43.[9]同上.p43.
[10]同上.p45.[11]同上.p47.[12]同上.p53.
[13]同上.p55.[14]同上.p58.[15]同上.p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