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蚁 编译
▼作者：竹内好
▼编译：小蚁
这一点，如果不举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可能很难理解，但是用很短的篇幅又很难说清楚，所以就将上文提到的座谈会中出现的两三个特征，和我的一些感想记录在这里。
这个座谈会上李嘉的发言值得注目。他用多愁善感（Sentimental〈译者注〉）这个词汇来表述他对日本文学（即日本人的心理）的印象。并且这种多愁善感通过封建制度根植在日本人的内心。我震惊于这位诗人的敏锐直觉。在场的日本人仅仅用点点头的方式回应他说的这个词。他们或许觉得这个词指向的是他们自己的文学之外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接受李嘉的观点的吧。李嘉的观点虽然是正确的，这一点他们心里也清楚，也正因如此日本才有自己的文学运动，他们或许是这样想的吧。但是我觉得李嘉并不是以整体日本文学为研究对象，并仅对《新日本文学》另眼相看的。这里的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是有分歧的。如果日本一方能够认可李嘉的正确性，那么这将成为双方互相理解对方思想的契机，即使双方不能互相理解，也会认识到彼此缺乏互相理解的共同语言这件事，遗憾的是座谈会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日本人方面只想听对方说明表面现象。并由此导向对自己有利的解读。
这大概显示出双方关于文学的思考方式的不同。李嘉是作为诗人，站在国民感情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在陈述。日本人方面是以作家的身份，站在具有职业意识的立场上，进行同事友人之间的对话。日本的作家们根本没有将李嘉提出的问题当作是一个问题。对于对方来说是有关文学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并不能成为文学问题，而我们提出的关于文学的问题，对于对方来说却是技术性的问题，两者之间有一种不相容的根本性区别。中国文学和中文学者为国民情感代言，这一点不言自明，对于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评价标准也是看作家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多大程度可以代表国民情感。日本文学与此不同。作家是否代表国民情感，以及如何在作品中表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若要将两者结合，还需要其他的必要操作。或许可以提出“政治与文学”问题的地方也在于此。日本批评家认为，上述问题是近代文学意识分裂的现象之一，我对此保有疑问。同李嘉一样，我也认为这其实是日本文学封建性的一种表现。这不是近代意识的过剩，而是欠缺。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新日本文学》并不是例外。总的来说日本文学还是儿童文学。
这个问题同时也表现为对文学组织看法的不同。座谈会上壶井繁治（大概是他）提出质疑：中国是否也有像“新日本文学会”这样的组织？对方回答，没有那样的组织。不知质疑者是否领会（大概没有），总之这个问题后来也不了了之。其中二者之间也有一种感觉误差。不仅仅是《新日本文学》，一般意义上说，日本作家有所属组织的状态是很自然的，没有组织反而是很难被理解的状态。这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很难理解的现象。对中国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他们同市民之间的连带感支撑着他们的文学（如果失去这一点，他便会失去文学研究者者的身份），所以他们没有依赖外界的必要性。为了集结新文学势力而形成的组织，会在文学到达某个阶段之后自然解散。如果将组织作为文学运动的手段的话，如果创建组织有利便创建，如果不创建更好的话便不创建。组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将文学（国民文学）向前推进。因此，从这样的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看，恒常固定的、被目的化的组织，包括“新日本文学会”，全部都是党徒（日文“徒党”：表示企图做坏事的党徒、团伙等。〈译者注〉）。这也显示了日本文学的封建的闭锁性。
关于组织的问题，或许可以同复杂又微妙的日本社会构造相结合。本来，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初的组织，并不是以组织本身为目的。其目的是要打破一切党徒的形式，并且为了方便行动而形成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形成造成他们原本的目的被吞噬，适得其反，恰恰体现了具有堕落倾向的日本社会构造和意识形态和封建性有多么根深蒂固。组织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这是组织的堕落。没有注意到这种堕落，便是文学精神的堕落。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通过否定堕落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而成为了人道主义的正统继承者。认识到文学的解放国民的使命，并为此献身，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充满了这种由人道主义精神产生的健康的激情。在失去了这种健康后，精神上开始堕落，并与组织上的堕落“互帮互助”，形成了今天的这种状态。
未完待续
文章出处：竹内好.政治と文学の問題（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 一）（中国文学とヒューマニズム）.竹内好全集（第四巻）.筑摩書房.1980.
作者简介：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1908年―1977年），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著述活动。著有《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论》、《中国革命的思想》、《新编鲁迅杂记》、《作为方法的亚细亚》，其著述对日本学术界发生过巨大影响。（参照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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