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文】
一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人，一个已经获得了最高文学殊荣而正要翻开新的一页的作家，如此英年早逝，显然给世人留下了对他灿烂前景扼腕长叹的惆怅与无穷无尽的遐想。
正如观察天象与星体时显微镜无用武之地一样，我们面对着加缪时，某些时髦的工具如叙述学、符号学、文体论、结构主义批评、语言学理论，就显得过于琐细，而难以得心应手了，观察天象就应该用观察天象的方法与工具，就应该用望远镜与光谱分析、地质分析……
他几乎完全像世界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那样，是来自社会的底层。不同的是，他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在现代化的教育过程中被培养成为一个全面的知识分子、一个高层次的文化人，而这种长期的清贫与困顿又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土壤以其苦涩的汁水滋育了这样的“第一人”，使他在法国思想文化领域里具有自己的特色。
贫困严酷的条件使他得到了足够的磨炼，完整的现代化教育造就了他的文化层次与精神高度，在文化精神光亮的照射下，磨炼奔向明确的目标；而渗透着磨炼苦汁的精神层次与文化水准则反倒具有一种贴近大地的实实在在，这就造就出了一个务实求真、充满了活力的智者。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与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有一部分作家的介入与参与，基本上限于发表谈话、签署声明、参加集会等公开的形式，这些形式属于社会政治活动的高层次范围，参加活动者无不是以自己显著的名声与地位为基础的，纪德、杜伽尔、罗曼·罗兰都有过这类的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萨特更是此道的大师与老手。不言而喻这种方式的活动有其轰动效应与巨大社会影响，但不可否认作为实际斗争却带有明显的表层性。另有一部分作家的介入与参与，则不仅止于这种表层的形式，而是以长时期深入基层的日常具体的工作为内容，可谓更为严格意义上的实际斗争。
既不同于巴黎文艺界那种习于以形式与风格的创新为业、以才情为传世不朽的手段的文人，也不同于那种传统的在书斋中以隽永的见解与独特的思辨而振聋发聩、令世人折服的哲人；他带来了新的气息，他的立场，他的观点，他的理念，他的视角，他的表述方式自有其独特之处，是他以困顿与实践为特征的存在状态的凝现与升华，是他在生存荒诞与社会荒诞中没有停顿的实践在精神上的延伸。
加缪眼见养育了自己的阿尔及利亚遍地贫困与苦难，感同身受，对这片土地强烈的同情、对殖民制度恶果的憎恨，自始至终贯穿了他整个一生。为阿尔及利亚的处境与命运牵肠挂肚、仗义执言、奔走呼号的活动自然也就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曾辛劳跋涉，对阿尔及利亚人苦难贫困的生活状况进行过深入的社会调查，进行过系统的报道，撰写过大量的文章，真可谓呕心沥血。
由于英年早逝，而且生平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缪实际上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年月并不长，至少与文学史上很多巨星式的人物相比要短少一些，而那些人物所享用的悠长岁月与在有生之年所保持的旺盛精力，往往是他们得以攀登到世界文学顶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
像很多著名的文学人物一样，加缪从小就显示出了对文学的兴趣与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小学时期，就已经对发表演说、朗诵诗歌很有兴趣，七岁时就想将来成为一名作家。
加缪在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但他毕竟不是出自诗书之家，也没有浸染在巴黎高师这样的名校，这就决定他的创作不是从哦吟诗韵、摆弄格律开始，而是选择了以自然朴实而非技巧化的文字形式，实实在在表述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内心感受的道路。
从平常的生活现象中生发出敏锐的感受并再抽引出形而上的哲理，这就是加缪在这个文集中所做的事。在这里，生存荒诞、人都要死、现实境况的尴尬、异乡人、人的孤独、人与人关系中的漠然等等，日后在《局外人》与《西西弗神话》中清晰成形的思想主题，都已经灵光一现。
加缪一开始就选择了这种对作家自我表现最为方便自然，对于直面现实与人生最为迅捷有效，对于阐明事理要义最为深入透彻的文学形式，对于一个有介入现实、济世益人意愿的作家来说，这种文学形式自然是他的首选，但要达到高目标，进入高境界，还要看他是否具有从最平常不过的生活现象中感悟深刻哲理的能力，是否选择了为世人所关注的重大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深掘、开发的富矿，以及他是否能提供出隽永的哲理体系，并以艺术家的才能将这种体系加以形象化，表现得生机盎然、活力十足而便于其远播四方、深入人心。
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在借自己精神的灵光展望自己的前进方向之后，却未能跨出关键性的一大步，有的就耽误了自己整整一个创作时期，有的甚至竟未能导流有致，“水到渠成，功成名就”。
《局外人》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的中篇，作品的内容几乎全部是一桩命案与围绕它的法律过程。中心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作品的唯一观察者、唯一的感受者则是默尔索这个颇具独特性的小职员。小说以这个人物的真切感受揭示出了现代司法过程中的悖谬，特别是其罗织罪状的邪恶性质。一个并不复杂的过失杀人案在司法机器的运转中，却被加工成为了一个“丧失了全部人性”的“预谋杀人”案，被提高到与全社会全民为敌的“罪不可赦”的程度，必欲以全民族的名义处以极刑。这是将当事人妖魔化的精神杀戮与人性残害。而这种杀戮与残害的实现与完成，则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与手段：将当事人完全排除在司法程序之外，使他在从预审、开庭、起诉、审讯、辩护到宣判的整个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取代”、被“排除在外”的局外人地位。从法律程序而言，当事人悲剧下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从定罪定刑的法律基本准则来说，默尔索则又是死于意识形态、世俗观念的肆虐。他之所以被妖魔化而定罪，正是由于他一系列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竟被观念、习俗的体系特别挑选出来，并被精心编织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犯罪神话，于是意识形态对法律机制本身的侵入、干扰与钳制使得法律机器成为了某种“说法”的专政工具、某种精神暴虐的途径。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外表极为客观严谨、细致周到的法律程序里，正暴露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荒诞。
世界文学中被描写得最出色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使其成为不朽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默尔索的性格特征是什么？那就是他那种漠然、不在乎的生活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文学上几乎所有那些入世、投入、执著的“小生”主人公，他对周围的人与事、对自己的生活、前途、命运都漠然、超脱、无所谓。“我怎么都行”就是他遇事表态的口头语，即使是最后在法庭上眼见自己的精神蒙冤，也是如此。作者并不是把这个人物视为一个懒洋洋、冷漠孤僻、不近人情、浑浑噩噩、在现代社会中没有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的废物，恰巧相反，加缪曾给予了他不少的赞词：“他不耍花招”，“他拒绝说谎”，“拒绝矫饰自己的感情”，“他是穷人，是坦诚的人，喜爱光明正大”，“一个无任何英雄行为而自愿为真理而死的人”[3]，总之，这是一个另类的新颖的人物，用加缪的话来说，他那些独特的行为表现只不过表明了“他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里的局外人”。由此可见，这个人物在加缪那里的正面性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加缪在这个人物身上投射了他的一两个自外于时俗的朋友的身影，也注入了他自己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异己感”、“陌生感”、“一切与己无关”的感受。
问题在于默尔索这种行为方式，这种性格表态是以什么精神核心为其内在的根由？默尔索临死前对神甫拒绝忏悔、拒绝皈依上帝的那一席像火山爆发般的慷慨陈词（他生平第一次如此动了感情），才使人得见他那深藏的精神内核。这内核里也许含有不少成分，但最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看透了一切的彻悟意识：他不仅看透了司法的荒诞、宗教的虚妄、神职人员的伎俩，而且看透了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深知“世人的痛苦不能寄希望于不存在的救世主”，“我们这些人，无一例外会被判处死刑”。既持有如此的彻悟认知，他自然就剥去了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而保持了最冷静不过、看起来是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更不会去进行一切处心积虑、急功近利、钻营谋算的俗务行为。加缪让他的主人公如此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也让他面临着人类社会法律、世俗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荒诞的致命压力，从而使他的《局外人》成为了一本以极大的力度触撼了人类存在中这个重大基本课题的书。它在法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从它问世之初就已奠定，它以深邃的现代哲理内涵与精练凝聚的古典风格，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名著。
在卡利古拉这个人物哲理认识的层面上，加缪已经表现出他非常重视与强调人面对生存与世界时的清醒认识、彻悟意识。为了更进一步把他对彻悟意识的重视与强调从思辨推到极端的地步，他又安排了卡利古拉一连串极端的行为，这些行为极端到了悖谬的地步。卡利古拉的起点是认识了世界与人生的真相，获得了真理，他明确认定：“这个世界，就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是无法让人容忍的。”然而，他面前的世人却偏偏“缺乏认识”，生活在“假象”之中，面对着荒诞，面对着命运，或认为理所当然，或迷信绝对的善，或竭力要为现存的世界辩护，力求维持既有的秩序。要改变就必须先看透，如何才能使世人认清呢？他要充当世人的“言之有物的教师”，教世人认识世界与人生那“无法让人容忍”的状况，而他可采取的办法却是一种绝对的、极端的办法，那就是把荒诞的世界、恶的命运的逻辑推行到极端：既然世界本是无法容忍的，而人们又麻木不仁，那他就来施行暴虐、任意杀戮，使人深感难以维持下去；既然“人不理解命运”，那他就“装扮成了命运”，让人感受命运的荒诞可怕。有谁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如此为所欲为？有谁能充当这样一个“教育者”？当然只有像他这样的在人世中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于是，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就真的成为了恶的化身、荒诞的代表，成为了世人必须铲除而后快的暴君。
这三部作品的共同哲理基础，甚至可以说它们的共同哲理内容就是荒诞，加缪把它们合称为“三部荒诞”，称这三部作品“构成了我现在毫无愧色地称之为我创作的第一阶段”[5]。在同一个时期，三部作品如出一辙，接连迸发而出，不能不说是作者对同一个哲理、同一个创作类母题早已有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加缪在这方面的思考开始于何时？酝酿成熟并发展为不吐不快又在何时？
在加缪这“三部荒诞”中，小说《局外人》与剧本《卡利古拉》在哲理的表现上固然有其形象生动、内涵蕴藉的优势，但在哲理的全面、完整、清晰、透彻的阐释上，则显然要以“直抒胸臆”的散文随笔《西西弗神话》为优。从这个角度来说，《西西弗神话》在加缪整个哲理体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加缪荒诞哲理集中浓缩的体现，是最有权威的代表作。
它从荒诞感的萌生到荒诞概念的界定出发，进而论述面对荒诞的态度与化解荒诞的方法并延伸到文学创作与荒诞的关系，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学中最具有规模、最具有体系的荒诞哲理。
人存活于现实世界之中，是如何感受到荒诞的？这种感受可能随时随地油然而生，也许是在某一个街角，也许是在进行某一种操作，它是对一种持续生态状态的猛然反应：可能是疲惫与厌倦，也可能是失望与惊醒……而所有这些形态不同的精神反应，其消极颓然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其产生的原因往往是人怀着希望、理性而与冷漠、无理性的客观现实遭遇所致：要么遭遇到了物质世界的冥顽与格格不入，要么是遭遇到了人类社会的无人性与不合理，当然，更为根本的是要面对着始终威胁人的那种命定的“死刑”，它就像是对人之存在的、摆脱不了的嘲弄。总之，人类对理性、和谐、永恒的渴求与向往和自然社会生存有限性之间的“断裂”，人类的奋斗作为与徒劳无功这一后果之间的断裂，这就是加缪所论述的荒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虽然荒诞产生于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断裂”，但是，假如客观世界符合了人的理想与愿望，使人感到协调、融洽与满足，如果人对客观世界感到合理与亲切，感到就是自己的祖国与故乡，荒诞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加缪所思考的荒诞，归根到底仍是来自客观世界的荒诞。
既然荒诞是人存在的一种必然状态，因此，就有一个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事实上任何人对待荒诞也都持有某种态度，加缪从荒诞哲理的高度把人的态度概括为三种：一是生理上的自杀，既然人生始终摆脱不了荒诞的阴影，甚至生存本身就具有被判了死刑的荒诞性，那么最简易的对待方式就是自行消灭以摆脱荒诞的重压与人生的无意义，当然，这是一种消极逃避、俯首投降的态度；其二是哲学上的自杀，这是精神领域里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正视荒诞，而是逃遁到并不存在的上帝那里去，企望来世与彼岸，以虚妄神秘的天国作为逃避荒诞的乐园，这是自我理性的窒息与自残。加缪对这两种态度都作了明确的否定，如果是通过前者，加缪对芸芸众生某些逃避人生的行为表示了反对，那么，通过后者，加缪则对历史上一切有神论的、宗教的世界观，一切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哲学家进行了一次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