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这一直让我很困惑，而我最终给自己的解释是：对于法国人来说，写作是一个光荣高尚的职业（在英国它就从来都不是），因此许多人尽管没有多么出色的创造力，却依然选择从事写作。他们机敏聪慧，受过良好的教育，深受悠久法兰西文化的熏陶，这使得他们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但能有这个结果，不是出于不可遏制的创造欲望，而是因为他们下定决心，勤勤恳恳，并且头脑聪明，学识渊博。所以文学批评，即用心良好的人提出的意见，就可以起到极大的作用。不过我可不相信有些高产的大作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尔扎克，会去这样“自找麻烦”。他们写作是因为他们必须写作，一旦写完一本，只会考虑下一本要写什么。法国作家有这一习惯，自然说明他们乐于为使自己的作品臻于完美而不遗余力。而且，虽然他们感情丰富细腻，却不会像英国同行们那样自我陶醉。
比起英国同行来，法国作家们之所以更容易互相敌对、记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的读者太少了，供养不起这么多的作家。我们有两亿读者，而他们只有四千万。每一个英国作家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但只要他在任何一个方面有一定的特长，他的收入就不会太糟。他不会太富有；可话说回来，如果他的目标是大富大贵，他也就不会选择当一个作家。假以时日，他便能赢得自己的一批忠实读者，而报纸为了吸引出版商来登广告，不得不留下大幅版面给评论文章，于是大众报刊就给了他足够的关注。他既然自己衣食无忧，也就可以不带妒意地看待其他作家。但是在法国，很少有作家能靠写小说谋生，除非他们有私人收入或是其他职业来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否则他们不得不靠从事新闻工作来赚钱。买书的人太少，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摊上，于是一个作家大获成功，另一个就要遭殃。扬名立万是一场搏斗，保住读者的尊重欢喜也是一场搏斗。于是，作家们拼了命地要获得评论家的好评，得知哪张哪张报上将要刊登一篇短评，就连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不知自己的努力有没有奏效，也会坐立不安；发现那文章是篇恶评，也会暴跳如雷。在法国，文学评论的确比在英国有分量得多。某些评论家影响巨大，一本书的成败就捏在他手中。尽管世界上凡有文化的人都懂法语，也并非只有巴黎人才读法语著作，但法国作家真正在乎的是巴黎人的看法，巴黎评论家、巴黎作家、巴黎睿智读者的意见。正因为所有的文学抱负都集中于这一个区域，这才出现倾轧和妒恨。也正是因为对作者的经济回报是如此微薄，作家才会对获某些奖项或是进入哪个学会如此渴望，用尽手段去争取；这样一些奖项每年会颁给某些著作，那样一些学会则会邀人入会，这不仅标志着作家文学生涯成就的顶峰，还能提高他的市场价值。但是，有许多雄心勃勃的作家却没有多少奖项，没有太多空缺的学会席位。没有多少人知道，为了获奖中选，作家们会忍受多少辛酸，做出多少交易，参与多少密谋。不过，法国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对金钱不屑一顾，对荣誉嗤之以鼻；而由于法国人慷慨宽厚，这些作家便获得了一致的绝对尊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家，若是按合理标准来看明显无足轻重，却享有盛誉，特别受年轻人推崇，叫外国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可惜啊，才华和创意并不总伴随高尚品格。
勒纳尔很诚实，在《日记》里并没有怎么美化自己。他恶毒、冷漠、自私、狭隘、善妒，而且忘恩负义，他唯一可取的一点是对妻子用情至深，整部日记里，勒纳尔只有提到她的时候才总是语气可亲。他动不动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虚荣心重得骇人。他毫不仁慈亲善。对于不理解的东西，他愤怒地蔑视以对，从没想过不懂它们也许是他自己的错。他可憎，不行善举，也没什么善念。但尽管如此，他的《日记》却是一本极好的读物。它非常有趣，诙谐、微妙且常透着智慧。这是一位职业作家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做的笔记，他热情地追寻真理，追求文风纯粹、语言完美，没有哪个作家能比他更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
勒纳尔匆匆记下了巧妙反驳、机智词句、俏皮警句、所见所闻、人们说的话和他们的表情、对风景的描述、对阳光明暗效果的描绘等。简言之，只要将来他坐下来写文章时能派上用场、好发表的东西，他就都记了下来。当收集了足够的资料，他便把它们连缀起来，串成个多少还算连贯的故事，便成了一本书。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有好几例。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这几部书最让人感兴趣的部分：它带你走进作家的工作室，向你展示哪些材料他觉得值得收集，他又是如何收集这些材料的。至于他没有能力让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不是重点。我记不得是谁曾经说过，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有一本笔记，但又要注意不要去参考它。我认为若是琢磨透了，这话是有道理的。看到让你眼前一亮的东西，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原本你心中意识流延绵不断，阻塞了脑海，这个记录过程就能让你把这个事物分离出来，或许还能让你牢牢地记住它。我们都有过不错的想法，有过真切的感受，本觉得将来应该能用得上，但我们太懒了，不做记录，最终把它们忘了个精光。当你知道自己要记下一个东西的时候，便会格外专注地观察它。在这过程中，头脑中逐渐出现词句，这些词句会让它在现实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使用笔记的危害在于你会发现自己渐渐对它产生依赖，从而丧失了自我写作的自然流畅。想要能有这样的酣畅，就要放手让自己的潜意识充分运作，这个过程一般还有个比较浮夸的名字，叫灵光一现。你也容易把笔记生拉硬扯进文中，也不管它们是不是突兀。
他把这些笔记分门别类保存，攒够了关于某个题材的笔记，他就把它们整合到一起，写一篇文章。如果真是这样，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读他的作品会觉得局促。这也大概是为什么他行文会没有韵律，文笔无力。至于我，我认为做详尽的笔记是个极好的习惯，我后悔自己天性懒惰，没能更勤奋地做笔记。只要灵活、谨慎使用，笔记定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勒纳尔的《日记》正是因此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斗胆把自己的笔记搜集整理出来，请同行们一读。我得赶紧声明，我的笔记可没勒纳尔的那么有趣，差得远了。比起来，我的笔记断断续续。有好些年我根本就没做过笔记。它们也不是什么日记，我同那些有趣或有名人士的来往也没记录下来。没这么做，我挺遗憾。我与不少作家、画家、演员、政客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其中一些人颇为著名，如果我当时记下了我们的谈话，后面的篇章无疑会更有意思。可我根本就没想起来要这么做。如果我认为某件事对我将来的创作没什么用，我就绝不会记下它的。因此尽管我随手写下了各种各样的个人想法和感受（早年的笔记中这样的记录尤其多），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来迟早要把它们用在我创作出的人物身上。我把我的笔记作为贮存写作素材的仓库，以备不时之需，仅此而已。
随着我年龄渐长，更加清楚自己的意图，我就不怎么记录个人的观点了，我多半是趁着记忆还清晰的时候记录下一些风土人情。这种时候我都有明确目的，只记立刻能派上用场的东西。说起来，一次我去中国，心中略有打算要写本游记，结果我做的笔记详细极了，我干脆放弃了写书的计划，直接把笔记出版了。自然，这些笔记这本书里就没有再收了。同样，凡是在其他地方使用过的材料，我都没有收进来。如果常看我的书的读者发现了一两句似曾相识的句子，记得我在别处用过，那绝不是因为我实在对它们感到满意，非要重复一遍，而是不小心的疏漏。不过，在一两个地方我的确特意保留了那时的一些记录，这些东西给了我启发，我由此写了某部小说、某个故事，我觉得如果哪个读者碰巧记得那小说或是故事，读到这些笔记会觉得有意思的，可以看看我是在什么素材上添油加醋，创作出更复杂的情节。我从没说过自己有凭空编故事的本领；我往往需要一个事件或是一个人物才好动笔，不过我总是运用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戏剧感，把素材变成我自己的东西。
我早年的笔记里主要记录对话，原本准备要写些剧本，不过最终一部都没写。我觉得不会有人对这些感兴趣，所以也删去了。不过我保留了不少当时自己的所评所想，今天看来那些话真是既夸张又可笑。它们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对现实生活以及自由的想法，他之前一直过着安稳无忧的生活，社交圈极小，满脑幼稚离奇的幻想，又读多了小说，结果误入歧途，对于我这种出身的男孩子，这是常有的事儿。它们还是这个小伙子对自己成长环境的反抗，表达了他对那套陈规旧习的不屑。我可不想把自己吹得有多么明智。我那时是一无所知、胸无城府、满腔热血、乳臭未干。
我的笔记加起来有厚厚十五卷，不过如上所述，我删了不少，最后剩下的内容绝不长过一般的小说。我希望这足以让读者能够容忍它的出版。我出版这些笔记，不是因为我狂妄自大，觉得自己写的每一句话都值得保存，应该永垂不朽。我之所以把它们发表，是因为我对文学创作技巧以及过程感兴趣，如果其他作家写了类似的书，我一拿到便会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很幸运的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似乎其他不少人也感兴趣。我从没奢望能这样，至今依然为此惊讶不已。但也许以前曾多次发生的奇迹，这次也会再次降临，说不定还会有读者能在接下来的这页那页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若我仍在全力从事文学创作，出版这本书便是极冒失无礼，那会显得我自恃功高，会冒犯我的同行们。但现在我已成了一个老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对头，我已经退休了，远离尘嚣，快快活活地把自己束之高阁啦。我若曾经有过什么抱负，也都已经实现了。我不再和任何人争论，不是因为无人值得我与之争辩，而是因为我要说的都已说完，我很高兴能把自己在文学界的一小块地盘让给别人。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事，现在沉默更适合我。有人跟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出新作，名字不时刻出现在大家眼前，那你很快就会被遗忘。这绝对是真的，我毫不怀疑。没事儿，我做好准备了。当我的讣告最终出现在《泰晤士报》上，大伙儿纷纷说：“什么？我还以为他死了好些年了呢！”到那时，我的鬼魂便会吃吃窃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