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一直默认并向往“零度的写作”，它表达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与任何利益都无涉。
然而，写作与金钱或权力的纠缠远为复杂。尤其是学术写作，被一整套权力体制深深钳制。可怕的是，你体会到这是体制的一部分，自己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拔也拔不出。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们也教孩子写作。对于儿童习作，我常冠冕的第一品格是真实。可是，又常常有意无意地用考试和分数规范他们，限制他们，训练他们。导致，小小年龄的他们已经建立两种话语系统：一种是随笔般的自由、活泼与真实；一种是应试般的正式、设计与在意，它似乎必须要呈现乐观、积极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然而，生活怎么可能没有颓唐和低迷？那为什么这些情绪只可以悄悄地表达？
有时两种话语系统可以部分融合，更多的时候会分层断裂。比如我自己，面对教育现实中的种种冲突，面对某个学校某个孩子极端的行为，面对某种自上而下的引吭高歌，心里也会有真实的声音在激烈地回荡。但更多的时候，回荡之后会选择无力的沉默。因为不能说、不该说、不便说，说了无益。更关键的是没有一个零度的空间，可供自由诉说。
也许，这是因为中国自古就沿袭“声音中心主义”的缘故；也许，“文字文化”里一直隐含着令人敬畏的权力关系。所以，现实总是害怕被完全说出来，更害怕人人都在说。
所谓“大狗在叫，小狗也要叫”，确实不太可能。
这是时代的断裂，人人心里都是有“怕”的。因为有怕，你的写作一半是软弱，一半是坚强；一半是空虚，一半是充实；一半是清醒，一半是谦逊。漫长的探寻过程，就是克服困难、慢慢与周围和解的过程。
文字的时代行将接近尾声，碎片化的喧嚣时代早已大踏步来临。写作已变成一个古老的行当，有点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是什么意思呢？是他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有一种奇特的关系，既有一定的依附，更有一定的疏离。
鲁迅在他作品集的题记或后记里，曾反复这样表达：消耗生命于写作之中，获得的却是灵魂的荒凉与粗糙；但又实在喜欢这些文字，因为它们正是曾经生活在风沙中的斑痕。
他是一个紧紧贴近自己时代的人，感知时代黑暗的人。他将这种黑暗视为与己相关，视为永远吸引自己的某种事物。或许很多人对此不解。其实，与任何光相比，黑暗更能直接地指向某种事物，包容某种事物。他一边蘸着墨水，一边蘸着时代的晦暗，书写黑暗的光束。
我很喜欢这样一个天文学的比喻：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星光，但整个大背景是黑暗的。黑暗之光正是离我们最远的星系发出的，它正向我们奔赴而来，只是目前尚未抵达。
试问，黑暗一定是光明的对立面吗？
不，黑暗并不是绝望的深渊。相反，它也是一种光，一种试图抵达我们但仍未抵达我们的光。倘若有一天，我们消除了内心的惶恐，没有了怕，有了表达黑暗的自由，那就意味着光越来越临近我们了。
做一个零度写作的人，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感知那些无法感知的光，注定错过的光，被黑暗吞噬的光。因为不能抵达，所以更要远远凝视。
涛声拍岸，个人的历史是一种划分，也是一种时间的植入。你可以由“李白的盛唐”进入今天，可以由“苏轼的北宋”进入今天，可以由“鲁迅的五四”进入今天，也可以由“契诃夫19世纪的俄国”进入今天。
回到自由，回到辽阔的生活，回到根深蒂固的写作。零向度与岁月同行，夏日树荫鸣蝉中，在风扇吹拂下翻过去的一张张书页里；冬寒料峭暖风机的低鸣中，藏在键盘上敲击下来的一行行文字里。挥挥洒洒，风烟俱净；从流飘荡，任意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