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初冬的阳光特别好，仿佛仍是一千多年前唐朝遗留下来的阳光，温煦、有力。
读余秋雨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
对第十七节“精神格局和整体诗性”特别感兴趣。
余秋雨先生说，唐代也不在乎文化意义上的“精神主体”和“国家哲学”。我非常欣赏余秋雨先生以下散文化的比喻——春天时节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山谷。
问山谷主人：“你喜欢哪一种花？”
主人说：“我喜欢每一种花。”
再问：“难道不能精选出一种吗？”
主人说：“选了一种，就没有了春天。”
这就是唐代的精神价值，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失落已久的精神价值。倾听花开的声音，容纳多种花开的声音，才能看见真正的春天。谨记，“选了一种，就没有了春天。”
唐代的集体人格中，能够找到北方大漠狼烟的成分。“胡化”是冲破狭小的心理空间，使生命进入更辽阔的场景成为可能，是生命力的高度活化。这种活化，让我们听见“呼鹰”“挥鞭”“仗剑”“杀虎”的声音，闻到强悍的气息。在这些外部形象之中，包裹着惊人的青春气息。
唐代集体人格中最诱人的就是这种青春气息。诸子百家过于老成；秦汉王朝过于职能；魏晋名士过于凄美而短暂。唯有在唐朝，青春勃发成为主要的集体人格特征。其中，保留着天真的成分，保留着学习的心态，像孩子一样睁大眼睛看奇妙的世界，于是处处有发现，时时有好奇。
唐太宗陵墓中六匹战马的浮雕，成为当时的“社会公共图像”，是六首全民都可吟诵的“组诗”。六匹战马并不是人，却能产生对一个人的无限想象，而且能把这个人漫长的生平贯通。这以小博大的智性、个性、灵性、诗性，告诉我们唐代的集体人格，从生到死，都是创造性的、艺术性的。正因此，唐朝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整体诗性”。
于是，我们得以仰望唐诗。唐诗就像一个堂皇的古典庭院，值得我们一次次整理衣衫，以庄重的心情踏入，为此一次次停留。
所谓诗性，其实是一种不可重复的创造敏感，敏感于自然和人性之美。唐朝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优秀的创作者？
唐代诗人回答道：读山水、读天地、读人心、读自己。
他们真心热心于诗，所以才能在万水千山中挖掘内心深处的诗性。虽然诗人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成了一种时代的生活方式。唐朝到底出过多少诗？实在无法统计。但在一千多年后清代编的《全唐诗》，就收了四万九千多首，作者两千八百余人。
颠荡一千年后的剩余仍能如此，当年的鼎盛可以猜想。
时代，是安身立命的时代；时代，是我们出发的时代，也是我们归落的时代。但唐朝，却一直是我们精神的基座。这基座，就像空气，你抓不到，但它确实无处不在。
这基座，使中国的文化有了主心骨。
惊愕于余秋雨先生。几十年来，他自外于一切社会团体和各种会议，不理会种种谣言，集全部精力，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完成了“空间意义上的中国”“时间意义上的中国”“人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意义上的中国”“审美意义上的中国”等重大专题研究。
这些专题，不也应该萦绕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吗？
说到底，不是唐朝创造了唐诗，而是唐诗创造了唐朝。
因为唐朝，中国人的生命格调应该有更深远处的共同默契；因为唐朝，民族的精神格局和整体诗性，应该沉淀。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