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喜欢汤成难，喜欢她名字里的“难”，喜欢她小说里的“难”。她的笔触细腻而有锋芒，冷静又极具张力。这样的文字读起来，视野很辽阔，如奔跑的稻田。稻田里翻滚的金浪，渗透肌理、直抵人心。
《奔跑的稻田》讲述的是一个我们不陌生的故事：父亲在五十岁时决定出门远行拓荒种稻，自此一去未归。
可是，稻田为什么要奔跑？
稻田里奔跑的首先是孤独。
“父亲在五十岁那年决定出一趟远门，这个“远”不是地理上的，而是时间上的，一年，两年，或许很多年……”这孤独不仅在地域上，更藏在恒久的时间里。“父亲到外面种稻”的决定，既是一种孤独的执念，更是一种未竟的理想。
父亲是孤独的。他的远行决定，先是遭到家人的哄笑，后来成为村里人的笑话。更为悲戚的是，在父亲离开后作为儿女的淡漠，仿佛他在生活里没有分量似的。父亲的缺席，造成了和儿女对话的不在场。就这样，生命个体与个体之间倾诉不得、孤独有余。
父亲是孤独，孩子是孤独的。
“我”是孤独的。父亲出走时，唯有“我”跟在他后面，想要送一送他；父亲远行后，唯有“我”保存他的书信；唯有“我”和父亲借着文字紧密相连。文字是纾解孤独的唯一路径，如海德格尔所言，每个人都“系于孤独之途”。这样的孤独感，如无形的薄雾弥散于小说的始终。
稻田里奔跑的还有倾诉。
因为孤独，所以想要倾诉；因为无法倾诉，所以稻田里翻滚着层层叠叠的孤独。这种倾诉既是作家的倾诉、小说人物的倾诉，也是生命的倾诉。在《奔跑的稻田》中，父亲沉默寡言、老实巴交、没有其他手艺，但他“出一趟远门”的决定是慎重思虑、郑重宣布的，实则这是一种强烈的倾诉愿望。
出走“外地”后，父亲借用书信“说话”，一封封变长的书信表明父亲倾诉的愿望愈发强烈。就这样，人物的倾诉与作家的倾诉逐渐相融，文学的倾诉与生活的倾诉逐渐交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更高远的生命对话。
这样的父亲，我们似曾相识。无数的父亲都是时代和生活的亲历者，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感同身受。父亲的信渐渐少了，甚至没了。这是“倾诉”的减弱和衰退。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倾诉的渠道为什么会消失？倾诉的欲望为什么会被淹没？因为越期盼倾诉越是无言可诉，越希冀走出孤独越是无法自拔。如此的悖论存在，既残酷，又真实。
稻田里奔跑的还有退守。
《奔跑的稻田》中父亲的出走，村里人的陆续离开，都是乡村的一次次退守。他们无奈地涌向城市，像木匠王富贵和王富全到城里帮人家打家具，修鞋匠杨瘸子去上海给城里人修修鞋，母亲和姐姐们也从镇上去了大城市。即便是理解认同父亲的“我”，也去了外地读大学，最后留在了海滨城市。
稻田里的金浪不再翻滚，诗意烟消云散。城市在扩张、乡村在萎缩、地域被重新界定、精神出现隔膜……这一切都使人诞生无言倾诉与无家可归的孤独感。退无可退，守无可守，通信戛然而止，父亲似乎彻底消失了。
《奔跑的稻田》里我们读到一种对乡村灵光消逝的忧思，淡淡的怀旧，淡淡的忧虑，淡淡的怅惘。但是，既然稻田仍然奔跑着，就应该还有力量，还有希望，还有生机，还有金色的暖意。“残酷”与“温暖”并存，在生命孤独的体验中闪现些许亮色。
作者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方式与父亲的理想遥相呼应。读大学时，“我”的专业就是作物栽培与耕作学；毕业后，“我”去海滨城市在盐碱地研究的是新型水稻。
正如小说结尾所言：“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父亲是那么的近，我正向他一点点走去。当越来越近时，我不禁惊讶起来——那件人形衣服的布缝里不知何时钻出了无数细密如针尖一样的绿色谷芽。”
汤成难在沉稳的叙事中，将现代人的“孤独感”“无根感”推向了某种极致。奔跑的稻田里，孤独仍在翻滚，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是时代的情绪。我们需要慢下来倾听，倾听奔跑的孤独，倾听无数父亲的低语，倾听内心寄出的书信，倾听“针尖一样的绿色谷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