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灼烈,心思不宁。调一杯苦咖啡适度麻痹。
窗外,枝叶轻轻摇摆;河南,暴雨依然如虐;南京,7月22日0-24时,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例。
断断续续读《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
1939年4月3日,钱钟书先生讲课《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他的学科考试是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是《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视界令我惊叹。
钱先生上课时,总是夹着一大堆书,有一匣一匣的线装书,有一本一本的外文书。原来,他下课总是要到图书馆还书的,同时又要借上一大堆新书,带回文化巷11号家中去读。
如此循环、如此往复,如此重质、如此深度,今有几人?
陈岱孙一表人才,身材高大,西服笔挺,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要言不烦,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下课钟声一响,他也刚好讲完。有一次他讲完了课还没敲钟,后来一查,原来是钟敲晚了。
如此精准、精到、精致的课堂艺术,今有几人能够驾驭?
吴宓先生严肃认真,对人间一切事物都一丝不苟,且采取自以为是的固执态度。他写中文非常工整,从来不写草字、简字;他写英文也用毛笔,端端正正,不写斜体;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讲课时应用引文,他从不打开书念原文,而是有条有理地全部背诵。他最善于提纲挈领,认为柏拉图思想中最重要是“一”“多”两字:“多”中见“一”;“多”是现象,“一”是本质。他爱真理,本质上是爱观念超过爱事物,爱精神超过爱物质。
关于背诵,扪心自问,至今尚有多少经典能铸刻在我们心中,且脱口而出?
冯友兰先生胡子长,头发也乱蓬蓬。有个哲学系的同学甚至说:如果人人都像冯先生这样,那昆明的理发店都要关门了。虽然冯先生说话结结巴巴,但他思想清晰,分析细致,表达简明,风格犹如静水流深。
1939年8月2日,冯先生讲《中和之道》;1940年7月26日晚上,冯先生讲《青年对哲学的修养》;1940年8月8日,冯先生讲《生活的意义》;1942年6月11日,冯先生讲《哲学与诗》……
从他的诸多演讲中可见西南联大当年的学术风气。
我多想亲临现场,听听这样的演讲。同时,不禁疑虑,如今的诸多名校学术风气如何?
许渊冲说:卫星是天上的诗词,诗词是人间的明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书,人的精华都在书中。一个人若是对人生和世界能看其全,他便走出了人生,走入了世界。
事如春梦了无痕。
这是一本回忆录。回忆是另一种生活。如果“回忆”在作者那里碰巧成了一本书,像普鲁斯特那样追忆似水年华,那么回忆就成了永恒。
《永远的西南联大》是许许多多西南联大人的回忆,其中的一章、一节、一个句子、一个词语也是无数读者追忆、向往、羡慕的世界。在这本书中,我最为敬畏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西南联大”。
因为“西南联大”本身就连接着珍贵的回忆。所谓回忆,不仅是为了看见昨天,更是为了看见明天。何况,每个明天总要比今天走得更远。即便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今天,跳出自如、跳出自我才是真好。
西南联大特有的意义,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他们,视自由为天经地义;他们,为热爱倾其所有;他们,刚毅执著,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今昔对比,物是人非。然而,无论今是昨非,抑或昨是今非,总该向着明天,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