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经历过“乌台诗案”的磨难与挫折,被贬黄州汝州历尽坎坷的苏轼终于结束了流放生涯,以礼部郎中的身份被召还朝,接下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还连升三级,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兼知礼部贡举,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高峰。然而,此时的他却根本高兴不起来,原来,随着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被压制,以司马光和曹皇后为代表的旧派上台,尽管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多有微词,认为“青苗法”等改革在基层执行中严重走样,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操之过急,可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他还为新法的合理部分进行辩护,这又引起了旧派的极力反对,遭到了诬告陷害。至此,苏轼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于是再度自求外调,这一次,他来到了杭州。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任职了。第一次来杭州也是因为变法,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和苏辙以礼守孝三年期满,回到朝廷,王安石的变法已经轰轰烈烈地推开了,起初苏轼看到当时社会“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漂流”的严峻形势,赞同王安石的观点,主张革新变法,但不同意王安石的急于求成、操之过急,为此还上书直言新法之中的弊病,这让王安石很是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神宗皇帝面前参了苏轼的过失。苏轼很聪明,知道自己自己挡了王安石的道,便自己请求出京任职,到杭州任通判。通判在宋朝为州府长官,掌管一州之内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既是州府长官知州的副手,但又对知州有着监察的作用。
第一次在杭州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来杭州,苏轼任龙图阁学士兼杭州知州—-比第一的官大多了。这次来杭州,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国计民生之上,修葺西湖、抗旱、赈灾饥民、设立杭州病坊等,办了很多为民务实的实事好事,深得民众爱戴。
然而,在苏轼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很苦闷的,他给宋哲宗和高太后的奏折《杭州召还乞郡状》言及自己之所以乞求外任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受到新党、旧党左右夹击,不阿谀奉承、直言敢谏,屡受排挤,不安于朝,并说:“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作为有气节的士大夫,苏轼宁愿成全自己的坚守与初心,到百姓身边,为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一天夜里,皎洁的月光照着大地,忙碌了一天的苏轼此刻闲了下来,把酒对月,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坎坎坷坷,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宏图大愿,想起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不由悲从心来,提笔写下了一首《行香子•抒怀》: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这首词写得非常好,音节流美,用典自如,由景入情,又直抒胸臆,堪称词中珍品。
那夜空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在这个良辰美景中,苏轼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把酒对月,心中发出了无限感慨。古人把酒对月的诗词很多,譬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白居易的“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许浑的“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张孝祥的“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米芾的“清时良夜,借我此地倒金瓯。可爱一天风物,遍倚阑干十二,宇宙若萍浮。醉困不知醒,欹枕卧江流。”唐寅的“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等,特别是李白,把酒对月的诗很多,“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置酒延落景。金陵凤凰台。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开。”“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对酒不觉眠,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等等,简直太多了。就连苏轼也写过“举酒属千里,一欢愧凡情。”“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不学刘伶独自饮,一壶往助齐眉饷。”“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醉里未知谁得丧,满江风月不论钱。”“起舞三人漫相属,停杯一问终无言。”“醉时万虑一扫空,醒后纷纷如宿草”等等,更不用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千古名句。可见,有才情的诗人,都会趁着月夜空阔神秘,寂寂无人,把酒对月,冷静地来思索人生,抒发对宇宙、对人生的感慨。
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陶渊明在他的《杂诗》中写到“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陆机在《短歌行》中说“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曹植在《箜篌引》中写到“惊风飘白日,光景西驰流。”白居易在《对酒》中写到“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李群玉在《自遣》中写到“翻覆升沉百岁中,前途一半已成空。浮生暂寄梦中梦,世事如闻风里风。”这些诗句,其实和这首词中的“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名利和万事万物一样,放在茫茫宇宙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短暂得如同“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须臾即逝,追求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徒然劳神费力,因为,人生本身就是虚无的,以虚无之身追求“浮名浮利”,既“虚苦劳神”,也不见得有好结果—-就如同自己的处境一斑。
苏轼在《哭刁景纯》中曾写到“宏才乏近用,千岁自枯倒。”意思是尽管有雄才大略,可还要与权威人士搞好关系,否则到时候自己就倒了。这与词中的“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意思如出一辙,虽有满腹才学,却不被重用,无所施展。也只得“且陶陶、乐尽天真。”姑且借现实中的欢乐,忘掉人生的种种烦恼,“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归隐田园,有琴可弹,有酒可饮,赏玩山水,就足够了。
坦率地说,苏轼在杭州的第二次任职,尽管干得顺风顺水,但他既不为新派所接纳,也不为旧派所容,左右不是,所以他的内心其实很苦闷,具体表现在这首词中,毫不掩饰的表达了退隐的愿望。他幻想自己能像范蠡、张良、谢安等人一样,功成身退,作个闲人,然而,现实如此残酷,哪能尽如人意,谁也未曾预料到,苏轼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厄运一个接一个,相继被贬至惠州儋州,最终病逝于常州,虽有宏才大略,却无施展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苏轼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人生短暂,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苏轼从政治斗争中悟出的人生态度,于今人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