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国顺：在费孝通先生塑像前

每当我散步在蝶园广场，总会看到费孝通老先生题写的“蝶园市民广场”那苍劲有力的大字。费孝通老先生是我国久已闻名的社会学家，2005年4月24日费老结束了他半个世纪无愧于心的考察，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近日去苏南吴江参加一个亲戚的婚宴，婚宴地点就定在费孝通老先生的故乡——庙港镇。我突然的冲动，心仪去参观一下座落在镇东首的费孝通先生纪念馆。
从纪念馆的图片和实物让我进一步了解到：费孝通老先生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其作品《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已是当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必读之书，而《江村经济》成了费孝通的母校———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其影响，形诸于生活领域，就是我们平时常常听到“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之类的说法。这种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费孝通在几次调查的基础上，率先提倡运用的。费孝通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人眼里，他对温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
以前我对费孝通老先生是从新闻报道和书面文章了解的，知之甚少，更多的是从他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文章略知一二。费老先生在他有生之年，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尤其在小城镇的功能、意义、特点等方面，他主张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让农民从农村走出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小城镇就像是“储蓄所”，农村经济发展的时候要进城，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回家。费孝通老先生文章的观点深入浅出，用的是群众语言，道理浅显易懂，讲得透彻，一语中的，抓住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关键。看看我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发展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好，利益于他老人家不可磨灭的功绩。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中国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江村经济》，学界轰动。彼时，费孝通以为，《江村经济》只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起点，他想要了解的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小部分，而是有志于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
1957年，47岁的费孝通再次回到吴县考察，他对家乡合作化后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费孝通在《再访江村》里，对农村的副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回北京后不久，费孝通被错划成右派，是《毛泽东选集》中被点了名的人物，凄惨度日，费老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可谓是饱受磨难,据说还是因为毛主席讲了话，才最终保留了他教授的位置。
费孝通老先生一生以富民作为自己的目标，是重建社会学所和社会学协会的元老。1979年以后，他联系实际，每年都有几个月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带出了好的学风，对重建中国社会学做出了很多贡献，让社会学中国化。“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影响深远，温州人深切感谢这位老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凭着他的唯实精神，每次都是通过考察，坚定地站在了捍卫温州的立场上。
费孝通先生认为，思考的结果乡土社会中“熟悉——亲密——信任——自由”的发展规律与“学而时习之”的古训有共通之处。他一生中，从农村开始到小城镇，到区域经济的研究，再到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他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学以致用，志在富民。1983年在《江村偶读》一诗中，费孝通叹道：“李白六十二，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这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学习、实践、作文的一个生动写照。在他80岁生日那天，有人问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他说志在富民。他的学术是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他说：“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做装饰品，也可以做食粮的。”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为定量而定量”。在学术领域之外，费孝通的一生也涂抹着许多传奇色彩。他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的位置上，提出了许多富民的主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站在费孝通老先生的雕塑前，默默地仰慕、崇敬、深深地沉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