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了《敬慎堂的往事》,晚上国纲又给我发了“茹苦含柏”匾的图片。小字不太清楚,辩认了半天也看不清几个字。
大概可知,这匾是民国二十五年农历三月初一立的。这个时间,不知是杜孺人仙逝的日子,还是其某个寿辰。
国纲告诉我,写匾的人名叫严廷飚,是里望乡上井村人,民国时代的官员、名人,后来去了台湾。网上有其零星资料,曾经做过五台县长,在五台山立过一些牌坊,题过一些字。《阎锡山日记》也提到过他,阎曾和他交谈亡国史等话题,可知他是阎政权里的得用官员。
里望村姓杜的多,我以为杜孺人是里望的。但国纲告诉我,杜孺人的娘家就在平原村。我以前有个同学姓杜,是平原村的,和老舅厦是亲戚,应该和杜孺人是一家子吧。
牌匾右侧有一片小字,看不清,但能大概知道是杜孺人的生平事迹。凤鸣公凤岐公请名人给母亲题匾写传,应该是其孝道的具体表现。这匾虽然是写给杜孺人的,但也符合她媳妇赵李二位孺人后来的情况。
我的外曾祖母赵孺人,娘家不知是哪个村。但我们这一片姓赵的很少,只有我们孝原村多,我疑心老奶奶的娘家就在孝原。我知道她在孝原村有亲戚,但不知细节。
她去世的那一年,也有很多故事。
先是,我们村西头有一家老太太,是老奶奶的姐妹行,关系极为亲密。那位老太太去世了,老奶奶不顾年高体弱,亲自赶来照料后事。这还不算,她又要召唤自己女儿来守灵。
那天下着小雨,地面湿滑。下午的时候,我得到吩咐,去西陈村请外祖母。孝原到西陈是下坡上坡路,雨天没法骑自行车,我手里拿了根棍子,拉着表弟一起,步行出发。黄昏时分到了西陈舅家,给外祖母说明了情况。外祖母一边整理行装,一边埋怨,说自己已经不是十七十八的年轻人了,哪能够这样折腾。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小雨还在下,我和表弟很小心地招呼着外祖母,免得她滑倒了。外祖母一边走,一边还在埋怨。她的“我又不是十八的”这句话很特别,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两村之间只有五里路,小心地走着,不多久也就平安地到了。外祖母换好孝服,进了丧事人家,也就不敢再埋怨了,认认真真地去见母亲,去守灵。我把人送到就交差离开了,没有觉得它有多么重大。
但这件事成了外祖母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儿。那天晚上走夜路,她沾了湿气,受了累,回家以后就病倒了,病得十分严重,甚至到了病危的程度。
平原村的老奶奶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女儿病危,似乎要走在自己前头,这就把老奶奶给吓着了。一吓就生了病,后来外祖母的病好了,老奶奶反而病故了。这故事是我母亲讲的,似乎老奶奶是吓死的。
又有一说,老奶奶去世那年,梦见老爷爷凤鸣公来接她。老爷爷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站在墙头,说你的时间到了,跟我走。这也是我母亲讲的。
我则另有看法。那年东屋拆了,老奶奶移居到北屋,前院又盖了新房,整个生活环境改变了,老年人的身体和心态都不容易适应,很容易生大病。
她养病时曾在我家住过几天。平时身体好,目光明亮有力,生病后整个人就有点涣散,眼睛也没光了。我星期天回家,母亲煮了羊肉饺子,我端了一碗给老奶奶,她很勉强地吃了几个就停下了。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让我印象很深。
她去世后棺木用的是“十二圆心木”,这也让我长了见识。我没问清楚,可能是十二根大柏树的树心部分,在当时属于高档的材料。这棺木是多年前备好的,还是拆东屋卖钱买的?我就不清楚了,应该是很配她的身份。
她和老爷合葬在一处,墓地在平原村南边的坡顶。前几年,我和朋友去河津看戏,走的是高速公路。路过平原村时,忽然想到,公路经过的地方,很可能便是老爷老奶的坟地,这破公路别把老人家的坟给伤了吧?当时想起,十分伤心,但强忍住了。
回家以后询问母亲,母亲说,她那年刚去上过坟,坟头被村民给平了,位置不好找,但并不在建公路的那一带。她往年也不去给老爷老奶上坟,但那年梦到老奶缺衣缺物,就专门上了一次坟。这么一说,我就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