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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我国最具有影响的伟大的田园诗人，但在综观他的人生和作品来看，他最大“特征”应该是一位“失败的仕人”。这可能与我们很多人对他的“高洁的诗人”“淡泊的隐士”的认同感有些违和。
陶渊明是一个失败的仕人
广州中学高二（3）班 毛雅萱 指导老师 何国跻
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这位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是我敬佩的古代著名诗人之一，他笔下的田园风光，真切朴素而耐人寻味。我感兴趣的是，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备受称颂的高洁的“隐逸诗人”。钟嵘的《诗品》中说他“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在高中语文课上学习《归去来兮辞》的过程中，老师指导我们仔细阅读这篇文章的序言，又让我们找到正文中与序言的某些内容相呼应的句子联系理解时，我便有了困惑。在查阅了一些资料后，我对这位在文学上成就卓著的大家、备受称颂的“隐逸诗人”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
说起陶渊明，关键词就是“田园诗人”“隐士”“高洁”“淡泊”“不为五斗米折腰”。用这样一些语句褒扬他，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这些说法还不够全面和准确，人们对陶夫子形象和作品的理解还可以更加深入一些。
文学史上，陶夫子是一个厌弃官场，孤傲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伟大形象，后世文人对其诗歌成就皆推崇备至。苏轼云：“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轼这番话当然是中肯的，但这只是陶渊明形象的一个方面，我们若从他的诗歌文赋总体上看，后世放大了陶渊明作为诗人和隐士的一面，却忽略了他作为仕人的另一面。事实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仕途经历密不可分。陶渊明本质上是一个仕人，然后才是一位诗人。而从作为“仕人”的角度上看，他还是一个失败的仕人。
为何说陶渊明本质上是一个仕人？
首先，他“自幼”就有仕人之志。陶渊明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陶渊明传论》李长之著，天津人民出版社）。“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著，中华书局）他在《饮酒》其十六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出身官宦世家，早年曾接受儒家教育，深受儒家“经世济用”思想熏陶，立下了“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从小就有着匡扶天下，济世安民的情怀。可以说，陶渊明和许多儒生一样，有着策名就列，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理想。
其二，他有丰富的仕宦经历。二十岁时，陶渊明开始了他的仕人生涯，他先后五度入仕，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他身陷官场十三载，徘徊于入仕出仕三十余年，五十三岁归隐，六十三岁溘然长逝。从他如此丰富的为官经历看，说他是个仕人绝不为过。
第三，他的思想和灵魂始终在官场。他出仕之后实际上从未放不下官场，并没有超脱于“尘世”。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就这样说过：“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陶渊明辞官归田后仍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的壮志未酬的感慨。更有在隐逸生活中的的种种不安、无奈与悲叹：“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十六》）。除此之外，他依然关注世事，诗作表达出对时局的忧虑。比如，他在《饮酒·其二》中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揭露了社会善恶不报，赏罚不明的弊端。就算归隐田园他也依旧不能超脱于“尘世”之外，终生无法摆脱仕人的“魅影”，只因他骨子里是一个仕人。
为什么说陶渊明是个失败的仕人？
首先，陶渊明缺乏实现政治理想的足够的意志力，肆意任性。一个有不凡政治理想的人都应知道，实现理想的征途是漫长而艰苦的，实现理想的过程是磨炼意志的过程。作为一个“有猛志”的人，心里应该清楚，“猛志”的实现需要有“猛力”。陶渊明二十九岁时出任江州祭酒，这个职位属于要职，握有重权。《宋书•百官志下》记载：“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又“州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扬州无祭酒，主簿治事。”江州祭酒掌管的是兵戎、治安、田租、户口、祭祀、农桑、水利、兵器等等，绝非人们所想的闲职散官。应该说，这为他实现理想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历炼的平台和学习的机会。可是，他上任不到一年就辞掉这份工作，据说是因为“不堪吏职”。所谓“不堪”，即不能承受。我们可以推测，他是不能承受这份工作的枯燥辛苦，于是“少日,自解归”。没干一年就撂摊子走人了。陶渊明这样轻率作为，显然不是一个能矢志不渝地为政治理想而奋斗的形象。
其次，陶渊明不懂得实现理想需要坚守“初心”而不能“任性”的基本道理。据查，当时江州刺史叫王凝之，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很赏识陶渊明，还专门派人来请他回去当江州主簿。江州主簿也是个待遇很不错的职位，但是陶渊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州召主簿，不就。”（《宋书·陶潜传》）。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位，他说不要就不要，当真是任性至极！然而他的任性却被后人称颂为“追随本心”。我们要质疑，如果这样“耍性子”叫作追随“本心”，那陶渊明的“猛志”属于什么“心”？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韩信在经受“胯下之辱”的时候“追随本心”，一怒而起，收拾了那几个小混混，那历史上还会有流传至今的“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美谈吗？再说，陶渊明出仕的现实目的之一是支撑家庭生活:“余家贫， 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 生生所资， 未见其术……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归去来兮辞•序》）而他因为自己的“质性自然”就“自免去职”，既辜负了家叔一番良苦用心，也不顾念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更把自己的“猛志”“初心”抛到九霄云外了。如此作为，不论是于国、于家，还是于人、于己都是十足的轻率“任性”之举了。
其三，陶夫子缺乏为追求事业的“忍耐”之心。一言不合就辞职。最后一次出仕，陶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即挂冠而去。
据《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潜）素简贵，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为乡里小儿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然而我们换个角度想想，想要实现匡世济民的理想，就需要在官场站稳脚跟。要想在官场中生存，就必须适应官场的规则。当然，官场有好的规则，也有坏的规则。面对那些如趋炎附势、尔虞我诈的“坏规则”，也要有一定的因应之策。在某种情势下，既然无法以一己之力改变官场的腐朽生态，一个有理想的官员应该懂得暂时的“隐忍”，想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寻找突破的机会，以图将来达成“猛志”，而不是任性作为，或者选择逃避。真正有抱负、有担当的人，为了完成自己的志向，应该能从容应对各种人物，必要时需要忍辱负重。而陶渊明连一时“束带”都无法忍受，为了所谓的“气节”辞官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个人理想、对天下百姓、对国家未来不负责任啊！
当然，人各有志。陶渊明如果在有了官场经历后，真正有了对社会人性的体察与洞彻，有了对自己“质性”“本心”的深刻理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心无力”之辈，就此“甘心做一条水草”，做一名洁身自好的山中“野人”，或者做一个含饴弄孙的市井老人，旁人对他也是无可苛责的。遗憾的是，我们看到，陶渊明的“归隐”是经历仕途失败后一种无奈而痛苦的选择。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洒脱。“猛志”的“恶魔”无时不在噬咬着他。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陶渊明的一生，就是反复徘徊于官场与田园的一生。从少年时代“游好在六经”，到写《归去来兮辞》一去不复返，其时他已逾“知天命”之年了。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其实就是纠缠官场的一生。
可能有人会说，他并没有失败，只是在官场和田园中选择了自己真正想要的。问题在于，如果“田园”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他“归去”之后应该彻底“解脱”了。但是他解脱了吗？我们仔细阅读他在辞去彭泽县令之际所作的《归去来兮辞》发现，在通篇渲染归田之乐、看似洒脱的诗句中，却又让人颇感突兀地表现出“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的孤独，也有着“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矛盾与出仕之叹。他在走投无路之时只好反复告诉自己，名利和财富都不是我所求的。我们从中仿佛看到他在归田之乐的“狂欢”中又压抑着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痛苦！
陶渊明归田之后的最后十年过得怎样呢？旁人的看法是不足为据的，我们还是看看他自己是否有“归去”之后的“获得感”吧。
据查，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前八首是他归田一年之后写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真切的生活感受。“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杂诗·其八》）这里，我们已经看不到归园田后“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的自得，也听不到“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欢呼。这活生生就是一个失志落魄者的悲叹。
我们承认陶渊明是我国最伟大的田园诗人，但我们也无需讳言他在仕途上的失败，更应正视他在政治理想的征途上的不足与缺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体味他的酒，理解他的田园，沉吟他的诗句，镜鉴他的人生。
（本文刊于2019年第10期《语文月刊》）
黄溪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