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陈垣

史学大家陈垣

史飞翔

陈垣（1880—1971），字援庵，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他自幼好学，靠自学闯出一条治学路径。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影响广泛，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毛 泽 东 主 席对陈垣先生的国学成就赞誉有加，称他是“国宝”。

陈垣先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强迫中国教师和学生学习日语，用日伪教材，向日本军人行礼，学校升挂日本旗等，进行全方位的奴化教育。陈垣对此异常愤怒，坚决予以抵制。他利用辅仁大学与德国的特殊关系加上自己的社会威望，出面和日伪反复交涉，提出辅仁大学不用日文课本，不挂日本国旗，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抗战胜利后，北平的媒体称赞辅仁大学是故都的“抗日大本营”。鉴于陈垣拥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日伪采取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请他出来任职，比如以高薪请他出任“日中满蒙四国东亚文化协议会”中国会长，他严辞拒绝。为了不给日伪以任何口实，陈垣在北平沦陷的八年期间，除到校讲课外，一概闭门谢客。陈垣曾留学日本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但在中国八年抗战期间，他从不与这些朋友来往。当时北平日伪的头面人物王克敏、董康等人过去都是陈垣的老熟人，他们多次想和陈垣拉关系，电话打到陈府，陈垣说：“我不认识你！”

近代以来，国际汉学研究迅速发展，尤其是法国巴黎更成为公认的国际汉学中心，日本的汉学也发展很快，相反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反倒退居次要位置了，陈垣将这种情况视为奇耻大辱。20世纪20年代初，在一次集会上，陈垣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在辅仁大学的课堂上，陈垣动情地说：“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不仅如此，陈垣还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个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抗战期间，陈垣始终坚持“史学救国”、“学术救国”、“文化救国”，写下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许多表面上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实则斥日寇、斥汉奸、斥当 政的“托词之作”。有学者将陈垣这一时期的研究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后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史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