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史飞翔
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科院地理所编辑的一本书——《大跃进中的中国地理学》。这是中国科学院1958年12月召开的一次地理专业会议的会议论文集，文章的作者都是科学家和大学地理系的老师、学生。收在论文集卷首的是中国现代地理学、气象学、物候学的开山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写的一篇《摆在地理工作者面前的任务》。
竺可桢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958年9月间全国科协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时，有不少丰产劳模参加会议。在闭幕那天丰产劳模对科学院挑战，要和科学家竞赛，看1959年谁能得到最高丰产。科学院的生物学部被逼上梁山，仓促应战，提出1959年创小麦每亩5万斤的指标。在北京近郊辟了6亩地，深耕到2公尺，密植到每亩种子200—400斤，施肥到每亩75万斤，1959年能否完成任务，照现在所出的麦苗看来很成问题。但是我们即使不能得到每亩小麦5万斤的收获，即使我们输给了老农，他们1959年放上卫星以后，我们仍能获得许多经验。”一个科学家说出这样的话，不知道竺可桢当时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一本当年地理学家的论文集，现在看来却是一本科学家的谎言集。“大跃进”中中国饿死了那么多人，但当时的科学院却在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吃不了的问题。这真是天大的讽刺。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让科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说谎更让人感到痛苦的事了，但中国的科学家居然做到了。
在那个谎言成真的年代里，整个中国科学界集体“失语”。当时包括钱学森、竺可桢在内的几乎所有一流科学家都丧失了起码的理智。读这些材料，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的一流科学家会突然之间变得如此地低智商呢？后来，我明白了：这些科学家的智商并没有降低，他们只是迫于现实的压力，而不敢说真话而已。他们并不缺少智商，他们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缺少科学家坚持真理、说真话的良知和勇气。
庆幸的是，即使是在那样一个真理被蒙蔽的年代里，依然有少数科学家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们独立思考、质疑现实，并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1957年5月，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在山东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明确提出要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结果束星北被划为极右派分子，进而被打为“束星北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遭受非人折磨，几十年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但正是因此，人们才格外地敬重他，称赞他是科学界的“陈寅恪”。
与束星北同样表现出科学家良知与尊严的还有徐璋本。1957年，科学家徐璋本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提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错误。”不仅如此，徐璋本还认为“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徐璋本此番言论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打为右派，投入监狱，经历了长达20年的囚徒生活。
束星北、徐璋本以他们特立独行的言论为中国的科学家赢得了最后的良知与尊严，但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愿我们的科学家今后再也不要遇到这种“尴尬的历史境遇”。毕竟思想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而保证公民的思想权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