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胡适:20世纪最能“以道抗势”的人
史飞翔
1961年6月10日，星期六，晚上。胡适的秘书王志维在福州街陪胡适喝酒。胡适忽然说：“当你有一天看不见我的时候，请到我卧室去。卧室里有一个铁柜，柜里放了一个小皮箱，里边有我的遗嘱。我的遗嘱早已立好了，我身后的事都有交代，分交三个人负责。你现在不能去看，也不要轻易告诉别人。”王志维听到这番话，赶到非常惊骇。觉得这番话不大吉利，于是便安慰胡适说：“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了遗嘱吗。但他活到了93岁。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师一样长寿。”胡适说：“希望如此，希望如此。”
1961年7月11日，胡适因急性肠炎而半夜昏厥，一度手脚冰凉，脉搏间歇，经急救方转危为安，但他拒绝再住院治疗。无奈之下，大家只好请胡适的太太江冬秀从美国飞回台北，照料胡适的生活。
1961年11月26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再次住进台大医院。病状是左心房血管硬化，血液流不到右心房，冲到肺部，致使痰中带血。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度过了他七十一岁（实足年龄七十岁）生日。台北文化界二百余人为他送来鲜花和花篮并签名祝寿。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这里距离台大医院近，便于他及时治疗。
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五时，举行欢迎新院士酒会。会前，台大医院准备派医生、护士在现场照顾胡适。但是胡适坚决不肯，他忌讳医生、护士的白衣，说：“今天的会是喜事，你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谁也没有想到，胡适的这句话竟会一语成谶。
当晚的酒会上，胡适先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他幽默而得意地说：“我是一个对物理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大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二代，吴大猷是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讲完话后，李济代表人文组讲话。李济在讲话中提到胡适受徐复观、叶青等人“围剿”一事，这令胡适颇为不快。于是他说：“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胡适越说越激动，忽然面色一白，身子晃了一下，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到水磨石地面上……会场顿时乱作一团。秘书王志维急忙将胡适随身携带的急救药片放在他口中，又喂了白兰地，还让他吸了氧，院士魏火曜为胡适做了人工呼吸，“中研院”的大夫又注射了三针强心剂，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七时二十五分，台大医院医生杨思标赶到，他蹲在地上摸摸胡适的脉搏，再看看瞳孔，缓缓起身，摇摇头说：“已经……十多分钟了。”
胡适去世时，来了很多人，“副总统”陈诚也来了。秘书胡颂平根据王志维提供的情况当众打开柜子和箱子，里面确有胡适的一份英文遗嘱。遗嘱是1957年6月4日立的。当时胡适因胃溃疡动了大手术，恐有不测，故在美国纽约立了这份《胡适遗嘱与遗产处分书》，内容有八条，主要是请求火葬；将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和文件捐赠给北京大学；将存放在纽约寓所的手稿、书籍、文件捐赠给台湾大学；将财产的其他部分遗赠夫人江冬秀等。让人伤感的是，当人们清点胡适的遗物时，发现他的余款竟然只有153美元。
胡适在谈及自己生平为人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王元化先生说他最欣赏胡适这句话。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步也就无愧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了。
胡适是“五四”一代人物中，唯一一位在思想上始终保持一致，一以贯之，而没有太大改变的人。他晚年在纽约向唐德刚口述自传谈到“白话文运动”时，所持观点和三十年前几乎一字不差。直到逝世前，他谈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时仍旧是他在“五四”后不久所提出的那十五个字：“拿出证据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终其一生没说过太违心的话、没做过太违心的事。这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是很不容易的。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人，大多因为时局的变化而成为“墙头草”。
胡适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是我们极力批判和诟病的。但是事实上，胡适一生提倡思想独立，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自己的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胡适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和而不同”、“群而不党”。
胡适虽然拥护蒋介石和国民党，但他始终保留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始终坚持着自己一贯固有的立场。20世纪30年代初，《新月》杂志因为发表了罗隆基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对此，胡适据理以争。他在写给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特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胡适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胡适这番话不是一个软骨头的人可以讲出来的。
余英时先生说，胡适是二十世纪最能继承“以道抗势”传统的知识人。1952年11月，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不仅如此，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要知道这样做同样是需要很大勇气的。1954年2月，台湾召开“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胡适不愿接受，说：“我是个有心脏病达十五年历史的人，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怎么办？胡适答复道：“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1960年11月18日，胡适因“雷震案”面见蒋介石。胡适进门前，国民党大员张群劝胡适不要谈雷震的案子。结果胡适还是对蒋介石说：“10年前总统曾经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会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10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董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人（指胡适）真是动人，他不是漂亮，他是真正的胡适之，形容间有一种很坚定的信仰在里面。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值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