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今天我们怎样对待文学
史飞翔
近日读老作家韦君宜的《思痛录》，其中有一段描写上世纪“文学大跃进”的文字，真实生动，现抄录如下：
“（诗人）田间在这里创办“诗传单”，不但他写，而且把所有村干部、社员，都拉进去写诗。我们身为下放干部，就得负责给人家改诗，还得自己做诗，我坐在那里，一会儿一首，真正是顺口溜，从嘴角顺口就溜出来了。什么“千日想，万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七个乡，成一家，社会主义开红花”，诗歌泛滥成灾。
诗传单后来铅印了，还编成集子还拿到石家庄出版了，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把参加写诗的农民马秉书、王端斌他们也弄得头晕眼花。后来，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一首诗，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 “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他的诗。只听说他的创作经验是，抬头见什么就来一首诗。譬如出门过铁路见田野、见电线杆……都立即写成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
无独有偶，我自己小的时候也曾听村里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一年，我们村要和别的村子进行“赛诗会”。结果村长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村东头的“五保户”北蒋大爷。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农斗大的字不识一背篓。这不是为难他吗？一连几天，只想了一句“一条大路通南北、两边小店卖东西”。眼看比赛的日子一天天接近，老汉愁得茶饭不思。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在比赛的先一天晚上他竟奇迹般的做了一首诗。就是这首诗让他在第二天的“赛诗会”上“一举成名全乡知”。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骏马啊，你四条腿；大海啊，你全是水；爱情啊，你嘴对嘴；久走夜路的人啊，你定会撞鬼。”
如果说我所听到的那个故事多少还有几分杜撰色彩的话，那么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和“见证者”的韦君宜的文字大约还是可以相信的。这就是说，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我们的文学曾经一度是高度的繁荣，不仅“农民写诗”而且“全民大搞文学热”。我生不逢时没能赶上那个“盛世”。相反我生在了一个文学的“末世”。“文学不行了”、“作家贬值了”，这是今天绝大多数人对文学所持的评价和态度。文学何以会由当年的“趋之若骛”、“炙手可热”而变成时下的“谈文色变”、“躲之不及”？是什么造成了文学的一落千丈与尴尬境地？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文学？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大约从魏文帝曹丕提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后，“文以载道”便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文学脱离不了政治这或许是事实，但是文学是不是真的就能像曹丕说的那样“经国安邦”呢？“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恐怕才是文人的真实写照吧。就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民大搞文学热”来说吧。人人写诗、个个做文，全社会崇尚文学，文学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照说那该是多么令人欢心鼓舞的事，结果如何呢？田地荒芜、工厂停产，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混乱。显然，全民大搞文学热不但是荒唐的而且是荒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搞全民文学热。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靠文学而发展起来的。其实只要我们稍稍考察一下历史我们就能发现文学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主流社会。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过去我们强调精神，曾一度将文学视为圭皋，如今我们进入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时代，文学当然是要让位的。在一个商潮滚滚、物质至上的社会文学的失落注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说，是“经济挤压了文学”。想想人家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可谓不强，但是他们淹没了哪一个作家？一边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一边是文化的高度繁荣。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造成当下文学冷遇的原因，我觉得我们恐怕还得从文学自身找起。
那么，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来对待文学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文学仅仅是文学，它不同于经济，也不同于政治，它既不能治国也不能安邦，文学不过就是文学。我们固然不应肆意夸大和抬高它，但也不必刻意去贬低它。对待文学我们应持一种恰如其分的态度。让文学成为文学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同时也让文学回归文学自身。
作家陈忠实生前在一次演讲中说：“50岁捅破一层纸，文学不过是种兴趣。”窃以为，这正是我们今天对文学应持的态度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