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忆 父 亲

文/谷生舜（北京）

父亲离开这个繁华的世界已经33年了，早就想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因住在北京远离故乡，加上接送两个孙子上.下学及繁忙的家务，一直没有如愿。
今年三月中旬我与夫人提前回故乡扫墓，遇疫情没有回北京，巧遇父亲节。走在父亲走过的田间小道，目睹父亲挥洒汗水劳作过土地，可敬的父亲生前一幕幕感人的往事又浮现在脑海里。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拿起手机点开美篇写文章的软件，满含热泪写下了下面几段文字，献给九泉之下的父亲。
我父亲生于1920年9月，卒于1989年12月25日，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中国典型的农民一辈。父亲出生地是现在的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的高安泥埠村一个叫董屋基的自然村。1939年冬父亲与比他大二岁的母亲拜堂成亲。1940年秋我大哥出世，1943年秋我二哥来到了人间。据我所知，我爷爷一辈有兄弟四人，我父这一辈也是四个男丁，父亲在家排行老二。当年父亲出生的地方人多地少，他上有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为了生存，1943年底，他肩挑坐在两个箩筐里我大哥与我二哥，在母亲陪伴下来到库山脚下的一个叫做田湖地方，“田湖”故名词义就是荒田很多。父母亲来到田湖临时搭建了一间草棚安了家。1946年8月我三哥出世，接着1948年夏我四哥，1954年7月我，1956年秋我小弟分别降临人间。也就是说在我父亲36周岁时，己经是连身八口之家了。据我父母说他俩不仅生育了我们兄弟六条小龙，还生了四朵金花，不知何故四个女儿都在幼年时夭折了。可想而知一个没有继承上辈任何财产，凭自己血汗向贫瘠土地要粮养活连身八个人的家庭，这其中的艰辛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尤其是在那封建礼教礼会，母亲从小就缠了小脚，不能正常参加田间劳作，生活重担主要有我父亲承担。迫于无奈小弟在出生二个月后就送给了一辈子没有生育孩子的程姓夫妇做儿子。
我记事时父亲有个叫“老驼子”的绰号，父亲应该不是生理上的驼背而是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
童年记忆里父亲每天早起晚归，风雨无阻。父亲常常夜深回家后，从怀里掏出带有体温的大饼粗粮馍头等分给我们弟兄吃。这是父亲参加重体力劳动增发的食物，他自己忍饥挨饿省下来给我们吃，父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开心地笑了。在我父母亲精心呵护下，我们弟兄五人都生存下来了，父母亲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在我记忆里父亲平凡一生中也有过不平凡的经历。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他多次到日本鬼子占领的库山头做“鬼子工”。参加新四军的三叔曾经在我家躲过，是父亲巧妙与伪保长周旋，使三叔逃过一劫。解放战争前夕，父亲曾参加过游击队的“地步哨”。1963年我二哥当兵，父亲头上又有军属光环。1964年四清运动中因表现突出，父亲曾参加过繁昌县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还看到过参会合影照片。四清运动期间，工作队队长介绍父亲入党，后来队长提前调走了这件事泡汤了。据说当年《芜湖日报》社记者到乡下采访，曾为在横山河用大木盆捞塘泥的父亲拍过照片，有人说在《芜湖日报》上见过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年幼，不知真假。父亲还当过多年的生产队副队长兼保管员，保管员就是现在的出纳会计，保管生产队的现金。
小弟送给程家后，我在家最小，受到父母亲特别宠爱。记忆里家中只有一个装开水的瓶，四个哥哥口渴只能喝水缸里冷水，只有我能享受喝凉白开的待遇。童年与少年时代，只要我头疼脑热，我都是坐父亲的肩膀上去乡村卫生室就医。1966年10月，我读书的小学组织红小兵到省会合肥串联，当时每人要六元钱串联费，很多同学交不起串联费，而我父亲东拼西凑给为我报了名。使我人生第一次住进旅社，第一次坐了火车，第一次见到柏油路，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1972年冬季佂兵，我正好初中毕业，我要求当兵，父亲晚上陪我到大队书记家报名，使我拿到了一张来之不易的体检表，后因扁桃体发炎体检没有通过。1976年底，我家从生产队分红全年收入不到150元，父亲说服了在一起生活的两个哥哥，拿出115元钱为我买了一块蝴蝶牌手表，使刚参加工作的我特别的荣耀。1978年我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省文科录取分数线（参考人员3%）父亲喜出望外，卖菜卖黄豆提前为我准备学费。后因志愿不当沒有录取，父亲积极鼓励我继续复习迎考。我在求学路上走了一段弯路，参加了1977——1980四次高考，曾两次成绩达到本省录取分数线没有录取，在我人生遇挫折的关健时刻，我父母亲积极鼓励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总觉得我文盲父母亲是有着博大胸怀特别伟大！
我父亲的一生是勤劳奋斗的一生，他不仅精通各种农活，而且有关廿四节气与农业的关联的事他都了如指掌。各种农业方面谚语，他都能掌握，在种田这事上称得上行家里手。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他爱抽烟，喜欢喝酒。在我儿时记忆里，父亲最早抽的都是劣质的烟叶的旱烟，后来我经常到小卖部为父买纸烟，至今我还记得我为父亲买烟的价格，九分钱的“丰收”，一毛四分钱的“大铁桥”，如果家里有客人来就买一毛九分钱的“玉猫”与“江淮”。父亲虽然喜欢喝酒，但家贫平时很少喝，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家中有客人来，父亲才把珍藏在家里的地瓜酒（每斤六毛六分钱）拿出来喝。那酒虽便宜但特别香，每年除夕与大年初一晚上，我也能喝到两小杯。
父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1979年农村实行大包干，快六十岁的父亲干事不比年轻人差，1985年父亲仍然参加田间劳动。艰苦的生活加上緊重的体力劳动，父亲五十多岁时犯了胃病。1972年父亲胃出血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因家庭经济拮据没有做胃切除手术，只是保守治疗。从此以后，父亲经常犯胃痛病，并且越来越严重。1987年夏天我陪父亲到县医院检查，查出父亲患了胃癌已是晚期，医生对我说能吃给他吃，没有办法治好了。从医院回家后，他忍着病痛坚持种菜，然后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挑到马坝市场上去卖。晚年他与母亲在一起生活，除口粮大家摊派外，自己用的零花钱都是靠自己种菜卖来解决，不给我们添麻烦。后来父亲的病情不断加重，只能是用杜冷丁解除痛苦。1989年12月25日父亲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生命定格在六十九周岁。慈爱的母亲也离开了我们
自2009年底我去北京生活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克服重重困难回故乡祭扫父母亲的坟墓。
愿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安息！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吉祥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