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的墓地，在她的故乡——塞尔维亚瓦列沃附近的拉布洛夫尼卡。每年，都有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到她的墓前凭吊、献花。时常有人会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带着敬慕呈献在她没有碑文的墓碑前，让那缕烛光映红南斯拉夫或雾积的白天，或阴雨的傍晚，摇曳成一串牧歌似的舞蹈。
这个被称为“南斯拉夫文学老祖母”的女姓，有着诸多的荣誉光环。她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出版过诗集数十部，还发表了许多散文以及短、中、长篇小说。同时，她也是该国首屈一指的儿童文学作家，她的许多诗歌，一直被作为最好的教材选入各种儿童读物和教科书中。她的诗歌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中，根据1941年德国法西斯在克拉古耶瓦茨一次屠杀7000人——包括300个学生和老师的惨案写成的《血的童话》，更是南斯拉夫家喻户晓的名篇。
还在她的生前，在瓦列沃城市的中心广场上，人们就竖立起了一座比女诗人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来表达对她的崇高敬意。她的一生，更是获奖无数。她的晚年，曾数次被南斯拉夫文学界同行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她还曾任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院士，这是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
而在离她的坟墓不远处的地方，则有一所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那是一所非常漂亮的学校——白墙黑瓦，绿树掩映。也只有在了解了戴珊卡的生平之后，人们也许才能真正地了解当地人民这样做的重要意义。
戴珊卡是个文学家，是位著名的诗人，著作等身，但你如果仔细阅读她的生平，你会不由自主地大吃一惊——她居然首先是一位教师。她的大半生，基本上就是一边教书一边著述的。她于1920年22岁的时候，在《思想》杂志发表了处女诗作《一个人的死》，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诗歌》。按理说，她完全可以沿着文学创作的路途继续走下去，迎接她的，将是丰厚的报酬和崇高的荣誉，但从1926年她28岁的时候起，她却一直在中学教书。她的教学生涯，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生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1941年，她在教书之余，竟然出版了几本散文集，还出版了诗集《童年的花园》（1927）、《穿绿衣服的骑士》（1930）、《草地野餐》（1932）、《新歌》（1936）等。哪怕在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后，获得了巨大声誉名满文坛的女诗人仍然一边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一边以饱满的热情创作了一批内容全新的诗歌，并出版了歌集《诗人和故乡》（1946）、《梦中的俘虏》（1959）、《我请求宽恕》（1964）、《我再也没有时间》（1973）、《无主的土地》（1979）等。
应该可以看出，戴珊卡在教育教学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而支配这种写作的姿态得以保持的源泉，则是她内心始终不变的诗意。正因为她的诗意足够美丽，足够丰沛，才使她以戴着缪斯的花冠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眼里，而不是“教师”这一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她是以诗人的步履带着诗意的清风迈入杏坛的，而至为重要的则是，她多年在杏坛中扮演的角色不但没有消解这种诗意，相反，在这份相对固定的工作中她拥有了更多的灵感。戴珊卡对自己的趣味的守卫和对自己理想的尊重是坚定的，这份坚定就突出地表现在她的内心。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你是怎样定位自己的——你如果把自己定位为一位诗人，那么，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你都是一个诗人，你会带着诗的元素去面对你所必须面对的一切，在这重意义下，你是超越于你所处的位置和环境的；你如果把自己定位为一位教师，那么，你只能是个教师，你的眼光会因此而狭隘，你的视野会因此而逼仄，你的追索会因此而迟疑，你的思维会因此而束缚，你的雅趣会因此而枯萎。而最令人不堪的则是，你的本来也许曾经拥有的诗意很可能会伴着你对角色的忠实的尊重而消失。
无论从事什么具体的工作，在人生的某一阶段，都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些许厌倦，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而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则更有着它的特殊性——它的形式是循环的，它是内容基础的，它的表达是琐碎的，它的成果是承袭的。这些性质，就决定了一位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会很容易沦陷在形而下的东西中得不到解脱。因此，拥有对美的操持终身的渴求，拥有对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拥有对心灵最柔软、最敏感的部分的充分尊重，拥有站在灵魂的高度上对人类痛苦的观照，就成为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戴珊卡，似乎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奇迹——她的诗歌中，很少有她职业的痕迹，她的选材是那么广泛，她的感情是那么饱满，她的眼光是那么敏锐，她的思维是那么灵动。但你看那样的诗歌，却又绝对相信她一定是一位优秀的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没有一个孩子会拒绝一位诗情洋溢的女性来做他们的老师的。
从女诗人几首代表性的诗歌中也许可以把握住她跳动的脉搏。
她有一首《春之歌》，为春天而作。在这首诗中，她歌颂春天，春天来临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儿在慢慢地舒展”“我觉得这颗心在把一切追求”；她表达祈愿，“又仿佛整个宇宙都充满了幸福，人间再也没有痛苦、灾难”。而所有这些，则建立在她“一切都是从我火热的心里发出的笑谈”的基础上。她有一首《我再也没有时间》，表达厌恶形式主义、反对剥夺人对于自我的支配的思想：“对于长篇大论的演讲”“朝圣之事”“去掌握新的法规”“关心异国的神仙”之类的事，她的回答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做外界和强权逼迫自己去做的这些事，只是因为要努力地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坚守，努力地不沦为制度和他人的奴隶，努力地操持自己的清明和灵性。但她却又常常保持着那种只属于诗人的“甜美的心慌、等待和担心”。于是，就有了《心神不安》这样美丽的作品：
不，你不要来到我身边！为什么？
一切只有在远处才能像星光那样灿烂；
一切只有在远处才能使我们赞赏，
不，你那双眸可不要来到我身边。
这是对生活的幽微的感受的充分把握，诚如她所说的“自己暗自体会到的感情才更甘甜”“预感到的一切更能唤起美妙的情感”。
这就是戴珊卡，不一样的戴珊卡，独一无二的戴珊卡。从拥有教师和诗人双重的身份的角度来看她，应该是这样的：她可以充满爱心地关照眼前那个哭泣流鼻涕的孩子，但并不影响她用细腻深情的眼光将暮春的那朵凋谢的花仔细打量；她可以用红色的圈圈标出一个孩子作业优秀的那一部分，但并不妨碍她冥想夜莺歌唱的那个幽暗神秘的世界；她可以像晋代的谢安那样捂着鼻子面对教育生活的凝重和枯燥的一面，但并不限制她忧伤的眼眸透过云层探视一番灵魂可以达到的高度。而这种柔软的品质的保有，在一定程度上，就来自她对自然的热爱，来自她对人格独立的坚守，来自她对内心柔情的呵护。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一个人不但不会成为一个诗人，而且也不会成为一位崇高意义上的教师。
不是每个教师都可以成为诗人，但希望每个教师都能拥有一份诗意——那曾经在青春的时代拥有过的，或者像柏拉图论证过的在不断的行走中被唤醒了的。教师，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种身份；不能因为充分地尊重身份而忽视了自己人之为人的一面。正是这一面，使一位教师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特质；也正是这一面的存在，使他不能被其他人替代而保持着自己的特殊性和唯一性。一个失去了诗意的人，也就随之失去了最可珍贵的领地。他对生活的独特的体味、唯独为他所品尝到的别样滋味丧失之后，他的所有围墙便被打开，他会赫然伫立在众人喧哗、诸相扰攘的荒原上。他忠实于所有的规则和检查，履行所有的责任和义务，独独忘记了守护自己的篱笆。长此以往，产生的就是疲惫和厌倦，枯涩和狭隘，羸弱和困窘。而唯有诗意，才能消除机械、板滞和坚硬，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体味到生命的价值。诚如一部美国电影中所说的：“痛苦并不可怕，可怕是的对痛苦的麻木。”
我们还是应该像戴珊卡那样，在有月亮的晚上，在细雨抚慰着这片荒芜的大地的时候，在风从竹子梢头掠过的那一刻，坦开心胸，接受生命的本源的赐福：
全部温柔的潮水在我心里翻卷，
找不出什么语言能表达这种情感，
我可以把心儿献给所有的人，
然而许多东西仍会充满我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