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作为教育家的墨子的许多教育思想，与孔子相龃龉。其中，两人在“诲人不倦”这种教育态度的具体实施上，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孔子“诲人不倦”的对象，是那些自觉自愿地向学求教的人。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表面上看，是只要愿意缴一定学费的，他都愿意教。实质上，缴纳“束修”在这里，意味着一种积极求学的姿态。只要你愿意学，那么，“我”将会不知疲倦地教诲你。对于那些没有学习欲望的人呢？孔子没说，但想来是不教的。被儒家当作哲学教科书的《易经》里就有相关的表述。《易经·蒙》说：“非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意思是说，学习这件事，不是我求着蒙昧的人，是那些蒙昧的人来求我。所以，不论怎么看，儒家观念上的老师都有点矜持。他们“诲人不倦”的对象，是那些拥有充分的学习主动性的人。
墨子就不是这样了。墨子是个实干家，做起事来有时候显得咄咄逼人。《墨子·公孟》中，当儒家之徒公孟子对墨子陈述“君子恭己以待，问焉则答，不问焉则止。譬若钟焉，扣则鸣，不扣则不鸣”的儒家教育态度时，墨子鲜明地表示“虽不扣必鸣”。这就是儒墨两家对待教育对象态度的不同。儒家，抱着一种极为谦恭的态度等待别人来问学，你问我就答，你不问，我就玩沉默；我行为恭敬的对象是天，是礼，是文化，是使命，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就这个角度来看，儒家的老师显得既谦恭又骄傲。墨子就不一样了。面对受教的对象，他采取了两种“强势”的态度。一种是自主得近乎强迫的态度：“不强说人，人莫之知。”管你学不学，问不问，我觉得你知识积累不够，思想有问题，不管你接受的结果是如同醍醐灌顶，还是呆若木鸡，先听我的“正确”道理。一种是主动去教的态度：“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墨子·公孟》）。虽然你不想学，不来学，可我还是要抱着立功为善的心理去教诲你，并且“诲人不倦”。因此，墨家学派意义上的老师，显得既朴拙又强硬，既敦善又积极。
两家教育态度之不同，根本原因自然在于两家思想之不同。这个不必多言。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因为儒家特出、墨家消隐的原因，对中国教育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就以上提到的这点而论，儒家的教育思想就决定了教育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权利，虽然越到后来，驱使人读书的目的越为复杂，但教育普及始终难以实现，不能不说与受教者是否愿意受教有关，也不能不说与知识的拥有者是否愿意调整姿态、亲近民众有关。你不主动求学，让我怎么诲人不倦？而从墨家的思想出发，则在于建立一种强制性的教育推行制度，不管你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做为“先觉者”，我就是要“觉你”，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使命。为此，我“诲人不倦”。从教育方法上来看，当然是儒家比较科学，“牛不喝水强按头”，人家没有想学的念头，而你自作多情，效果可想而知。为了实现人人向学的目标，就要有一个鲜明的目标来吸引他们，从这点出发，最实用的，莫过于现实的利益，于是，儒家层面上的教育是越走越狭隘。而从国民素质的提高上来看，还是墨家比较有理。学与不学，不仅仅是一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到一种社会理想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你的学与不学，不取决于你自己，而取决于国家、民族、文化的需要，为此，我当然要逼使你学。
“诲人不倦”是一种教育态度，支撑着它的，是教师精神的强健，理想的崇高，人格的高尚，立场的坚定，态度的诚恳，方法的得当。“已有的还必再有，已行的还必再行”，其实，今天的我们，还是面临着如此的困境。学生，无非就是这么两种：从内心出发愿意勤奋地学习的，不愿意学习但是被各种原因逼迫着学习的。我们喜欢的，当然是前面一种，这种学生，多么主动，多么用功；但事实上还是后一种居大多数。因此，现在许多的老师工作得很累，就在于不知不觉接过了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重担，把不学习的也要逼出个样来，把不学习的也要强迫着接受必备的知识技能，哪怕仅仅是为了应试，也拥有了一种悲壮的精神。
精神，是我们应该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