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其次，认识到自私的负面。自私的问题并不是自私本身带来的，而是缺乏协调机制造成的，这个协调机制可能就是政府的合法性所在。
协调机制就是充分的市场自由竞争，用竞争来消除追逐私利的负面影响，只有竞争才能增促自私推进社会进步。
这第二个洞见，也同样惊人——即便承认自私是动力，也要限制自私的负面因素，按照我们惯有的思路，那肯定就是政府管制——斯密不是，他居然说，自由竞争就是最好的限制，竞争就是确保单个个人自私动机导向增进全社会福利的机制。
由此发展开来他的政府理论，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就是确保一个协调良好的自由竞争市场，让大家充分合理竞争，自然就会形成良好的秩序。
这种思路与我们现在主流的看法不符。但却扎扎实实就是洞穿一切历史迷雾的见地。
我们常把自由、竞争、市场看作一回事，总是倾向于把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对立起来看待。实际上，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不是资本、私营、利润这些东西，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经济。
个人都是追求私利的没有错，只要你能到市场中公平参与竞争，市场自然而然会把追求私利的动机引向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你只有满足了多数人的需求，才能在竞争中获胜，才能取得超额利润。
反过来，只要限制了追求私利的自由，政府通过管控来调配资源，这样形成的企业和组织就会惧怕市场竞争，倾向于排斥市场，追求计划和权力。
本质上，计划经济其实也没有脱离竞争，只不过是把市场竞争变成了权力和行政级别竞争。
第三，自私行为和市场竞争的结合之所以能够推动社会进步，就是因为市场竞争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生存的三大问题——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谁生产。
这个命题，人类历史上一般认为只能靠上帝，要么靠国王，要么靠政府，要么靠计划来解决。
斯密，一个道德哲学教授，却说是靠机制解决，机制是什么，就是自由竞争达成的平衡，或者说妥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联想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大宪章，君主制走向君主立宪制，议会责任制，这不就是王族、贵族、商业利益阶层的竞争妥协的结果吗？
美国1792年宪法，不就是十三州代表，联邦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相互竞争妥协的结果吗？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天坛宪法》，不也是当权的北洋系统，与国民党为首的近一百余个小型政党竞争妥协的结果吗。
竞争妥协形成机制，机制确保协调，机制确保秩序。你可以说这种机制缺乏效率，但机制确保的是长久和稳定，这比翻来覆去折腾和运动的效率还是要好一点吧。
还是那句话，效率并非目标，维持自由竞争本身才是目标——自由竞争机制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
第四，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这是深入到市场竞争机制内部了。这个定律非同小可，它把交换、市场与分工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概括了市场竞争、市场拓展、分工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有机联系。
到上世纪初，这种理论被公式化为内生增长理论，所谓新古典经济学体系。
布罗代尔在他的十五到十八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这部可怕的巨著中，以举例和分析的方式，阐述了斯密的这一句话所蕴含的道理——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市场分工不断拓展的过程。
市场拓展，分工深化，分工深化，资本积累，财富增长，市场进一步拓展。市场范围和规模被限制了，那么分工的程度就不会那么细，从而效率就受限，财富积累就受限，从而增长就受限。
科斯更是基于这一定律，以哥白尼逆转的方式，反过来思考公司是如何可能的，在市场的边界上，发现了交易成本理论——市场竞争是靠信息传递来实现的，信息传递需要成本，在竞争基础上进行交易，因而也要付出成本。
市场的边界，就出现在这一成本的边际变量上——一旦以企业这种科层机制管理的成本，小于等于市场机制交易成本，那么市场就会退出，取而代之的就是公司。
放大到全社会来看，这就是自由市场与行政管制的边界所在——取决于成本，不论是自由市场，还是行政管制，这些制度的实现都有成本，所以如何设计、选择和执行制度，也可以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助力。
第五，市场规律是人类社会的内在规律。只要有社会存在，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
两百多年来，所有试图推翻、颠覆这条规律的努力和实验，没有不失败的，即便是声称没有失败的，也不过是改头换面的市场规律而已。
这条规律总结，体现的是斯密强大理论抽象能力——他居然能够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混乱中，看到这种深刻的底层规律——说是底层规律，就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并不是某种体制下的规律。
相比之下，马克思揭示的底层规律——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就显得有些宽泛，试图一句话概括政治和经济全部。
而且比较麻烦的一点在于，还得按照辩证法来再加一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生产力。就显得有些复杂了——最主要的，没有标准，该重视生产力发展，还是重视上层建筑？还得看是谁说了算——枪杆子在谁手里。
第六、不论如何发展与改变，降低成本是一以贯之的规律。
过去十余年时间，受到以互联网为重要载体的新商业业态层出不穷的影响，经济学界乃至管理学界曾经出现了对成本的超越和否定之说。经过这几年下行的大浪淘沙，又逐一消散化去。不变的，依然是成本。
斯密之后的熊彼特，这位号称解答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长盛不衰问题的学者，也就是进一步扩展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总结的成本问题。
所谓创新，就是不断用新的成本曲线，替代旧的成本曲线，对于单个成本曲线而言，边际效益递减，边际成本增高是必然趋势，要扭转这一趋势，只有跳出既有生产方式对应的成本曲线，以新的方式取而代之。——参见敝号之前随笔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
从国际分工来看，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体的迅猛扩张与增长，核心动力并非我们臆想的中国模式，依然是降低成本的基本规律所致。
正因为全球化不断深化，各产业链不断升级，才促使产业链各环节沿着寻求最低成本的路径，向全球转移——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正是全球各主要产业链的成本洼地。
中国松绑市场机制，降低行政管制，降低制度成本，消除制度障碍，自由市场寻找最低成本的原生动力就能促成让一个庞大人口国家持续十余年高达两位数增长的奇迹。
这样的进步恰恰是对自由市场的让步和清障所带来的。
成本规律，甚至可以成为解决中微观问题的切入点。比如大家都喜欢比较各国的医疗资源储备及医疗体系的动员效率，因为可以得出希望的好结论。
大家都发现发达国家的人均病床数很低，如美国10万人才有280张，英国10万人才有270张，中国同期大概是460张。
实际上，过去二十年间，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持续下降，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成本规律所致。
其一是商业化医保，颠覆了以往以及我们现在执行的按住院天数和诊治量付费的模式，采用按病种定额付费原则。
这一原则就是成本原则的体现，促使医院提升诊疗效率，节省医疗资源，提高病床周转量——发达国家病人平均住院时间已经缩减到了4-5天。
其二是更多节省的资源用于医疗技术和医药研发，投入到研发的资源多了，医疗技术提升很快，过去很多需要住院治疗的疾病，现在通过门诊、微创、远程甚至是第三方医疗机构就可以解决。
只有从成本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医疗资源结构会是这副模样。
从更广阔的成本意义上看，资源不能以投入到建多少医院、把已拥有2000张床位的医院扩展到4000张、8000张这类为目标。
真正的解决之道，仍然是要提升公共医疗的效率，就是系统推进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更多的资源，应当投入到两头——其一是医药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上，其二是公共场所基础卫生设施，如厕所、消毒、供水、口罩等，以及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和习惯的培养上。
扯得远了。
关键是，斯密用如炬的目光穿透历史和生活的迷雾，看到复杂事物背后简单的本质，然后用唠家常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何等之智慧。
一个物理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即是，解释同一件事有数个方法或理论，那么一定是那个最简单的最接近本质。
当年的费马把这个称之为最短路径原理，后来的费曼称之为最小作用量原理，事物总是按照最节省能量、最简洁路径的方式运动，地质运动、动植物的演化，一直到人类社会的演化，具体到市场上的成本最优，均适用此理。
书虫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