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一、谈谈瑞宣
《四世同堂》塑造了中国文化转型期在中西文化中徘徊的市民、知识分子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二重人格，以及他们特有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以祁瑞宣为典型代表。在思想上虽说他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文化，成了一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在他的意识里，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已经以一种沉淀的形态深入他的灵魂，铸就了他与传统的难舍难分。在国难当头时，为国尽忠还是为家尽孝？虽说他早就明白，在国旗下吃粪比在太阳下吃饭强，但传统文化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的思想文化又让他选择了先尽孝。他所处的家庭环境正如丁捷所说：“西方人就像一位未婚的‘姑娘’，她只要照料好自己就行了。中国人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妇’，有数不清的家务在等她去做。‘家务’中最重要的则是‘孝’。” 这种家本位的文化观念没办法让他一狠心把人伦中的情义斩断，只有选择孝，去压抑自己的爱国情感。正因为此，又符合了“父母在不远游”的观点。
在婚姻爱情方面，瑞宣受过西方教育，思想上崇尚婚姻爱情自由，有着对美好未来自由恋爱的向往，但传统的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家族极其重视家族的延续，而长子作为儒家济世理想的承载者，负有继承家族传统的责任，时刻恪守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使“长子”——“继承人”的情结深储于他内心，影响和制约着他的人格和行为。在面对父母的包办婚姻时，为了不让父母、祖父流泪，他别无选择，只有压抑自己的理想、爱、恨去完成家族继承人的使命。面对妻子，虽说没有共同语言可言，但为了孩子、肩上的责任，努力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在师德方面，他对学生负责，却阻止不了纯洁青年变成亡国奴。他不甘心吃“洋饭”，却为了老人、孩子不受饿，一日日去上班。他为冲向一线的战友喝彩，自己却只能守老人度日。这样一位有文化、有思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国难当头时知道该怎么做，但身处的环境、传统文化的压抑却使他不能怎么做，最终选择了偷生之路。诚然，经过了“惶惑”、“偷生”，在瑞全的帮助下走上了抗日道路，但这种转变是极其缓慢和富有很大代价的。父亲的惨死、二弟的变节、自己的被捕、钱诗人的家庭变故等一系列打击，才使他摆脱了思想的煎熬，投入自己向往已久的战争。对瑞宣成长之路铺满血的描绘，同时触及到民族文化“家本位”思想这一致命的弱点。
老舍通过对祁瑞宣这一觉醒人物的描写，揭示了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品格塑造方面，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在批判中找到了传统文化自豪感，这也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必要条件。
二、小人物的透视（以韵梅为例）
韵梅，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平时操心的是老人和孩子，活动的场所是厨房。在战争刚打响的时候，同爷爷的思想一样，认为只要我们不得罪日本人，就不会受到伤害。可战争的进一步爆发，事情的发展进程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先是丈夫的被抓走，这时一个平时以厨房为中心的女人，竟盘算到，就是不幸丈夫真的死了，她必须尽她所有的一点能力养活儿女，侍奉公婆与祖父；再是当儿子被日本小孩欺负时，她竟上去一把把日本小孩推到一边，然后告诉儿子以后再受人欺负时不要只叫妈，要学会还手。这不仅仅是她教育孩子的小道理，更是她对待敌人的一种方法。在北平粮食吃紧时，这样一个从不在街上抛头露面的女子，为了全家的温饱问题，竟然在天不亮时就去几十里远的地方去领共和面。在人群骚动的长队伍中，她的脚像生了根，抛开了个人的无助、无奈，有的只是这时她肩上的责任。在战争吃紧的时候支撑起了这个家，成了家中无形的“脊梁”在默默中奉献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和外敌抗争，把自己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她身上更多的是显现出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和不屈的民族精神，正是这种不屈不饶的精神撑起了家的天空，唱响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战歌。
